寻找阐释的框架与构建理论的尝试
——重述文明戏对话剧理论构建的意义

龙 艳

茅盾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中认为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话剧演出方式来表演的剧目是《少奶奶的扇子》，而在这之前上海所进行的文明戏演出活动“均不是正规的话剧演出”，“剧本不是预先写好的，演员的台词是上了台临时拼凑的。”在茅盾看来，缺乏严格地剧本编创与演出制度的文明戏是不具有话剧演出之特性。文明戏由于“演出日趋粗制滥造，甚至于腐化堕落”而最终走向衰败。对于文明戏衰败之原因，郑伯奇在《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中将其归结为“没有理论，没有主义”的指导而缺乏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陈大悲在1922年论及文明戏时，认为十余年来的戏剧界所进行的种种革命表现为破除，即破除了“冗长的歌唱与无谓的做作，如台步、身段之类。破坏之后没有建设，其现象更不如未破坏之时。”陈大悲此处所论及的建设指的是文明戏没有形成系统的剧场建设理论。

对文明戏走向衰败之结果的认识，茅盾、郑伯奇与陈大悲均指向其没有理论之“因”。有鉴于此，本文在爬梳文明戏演出现状的基础上阐释文明戏是如何进行自我身份的确立与理论范式的构建问题。

一、“新”“旧”之辨

“文明戏最初的发生，诚然是和旧剧对立的。”1907年春阳社假借兰心戏院演出的《黑奴吁天录》使中国观众第一次见识了新剧的分幕制度，第一次感受到剧院灯彩的布置以及布景与剧情之间的关系，这提醒那些从事戏院经营的人可以从戏剧外观着手进行改革，“具体的办法，便是改筑新式舞台，在京剧中添用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