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陈 光

明代台阁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概念，离不开四库馆臣的建构。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四库馆臣视吴伯宗为明代台阁体的滥觞和萌芽，而且这一观点接受度比较广泛。且不论大量学位论文谈及台阁体之渊源则必论吴伯宗，一些学术专著亦承此说。但是四库馆臣这一判断到底有没有问题，实际上已有学者尝试考辨。何宗美认为，“四库馆臣在衡量吴伯宗文学地位和影响时实有主观夸大之嫌”，至于主观夸大的原因，却未做进一步深究。应该指出，何宗美对吴伯宗的相关问题做出了一番十分有益的探索，如驳斥四库馆臣对吴伯宗《荣进集》的判断。四库馆臣认为《荣进集》为诗文残编，谓：“后人掇拾残剩，合为此编。”何宗美则认为，《荣进集》乃是极力突出吴伯宗状元身份的诗文选本，其主题是“荣进”。可见，四库馆臣将一本刻意突出作者政治身份的诗文选本，误认为可以全面反映创作状况的诗文合编，并在此基础上推断吴伯宗为明代台阁体之滥觞。这一从立论前提便出现问题的判断，其可靠程度值得怀疑。当然，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四库馆臣的真实意思并非简单地将吴伯宗视为明代台阁体的开创者。但问题在于，四库馆臣分别用“胚胎”和“滥觞”二词肯定吴伯宗对明代台阁体的重要意义。这种判断的真实内涵到底是什么？为何会做出这种判断？这种判断所反映的四库馆臣对明代台阁文学的文学史建构有没有问题？以上几点都使重估四库馆臣这一判断变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