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还是尼采？
——论“五四”前后鲁迅“生存”观念的变化与原理

孙尧天

一、引 言

在“五四”前后的论述中，鲁迅多次使用了“生存”一词。这首先源自20世纪初由生物进化论营造出来的“灭种”的危机感，可以确切地指出，正是生物进化论激发出了鲁迅对于“生存”的迫切要求，但是，考虑到他是在达尔文与尼采交错的语境中使用着这一词汇，“生存”的内涵却不容易说清楚，尤其从进化思想的发展来看，达尔文、尼采与进化论都存在着颇为复杂的关联。在鲁迅的论述中，我们甚至无法清晰界定“生存”观念的真正来源。作为鲁迅在“五四”前后最为重要的一个思想据点，“生存”的概念长期以来居然暧昧不清。

1918年，在《随感录·三十五》中，鲁迅强调“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次年，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再次从生物学的真理出发，提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这时，鲁迅从生物学解释“生存”的含义，使得这一概念相对抽象和保守，它仅指向较低层面的生物本能。不过，在1920年代中期，鲁迅重新表述这个真理链条时，他为之加上了不必要的限制。例如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中，鲁迅将目光转向历史，他指出中国的“聪明人”就是太过于熟稔“适者生存”的法则，“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唯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鲁迅由此意识到应当对“生存”的内涵进行补充，因而在同年的《北京通信》中，他告诫青年学生——“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便延续了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