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勇
2020年岁末的一天,刁斗兄突然加我微信。通过之后,他就连发几条语音,核心意思是他将为《鸭绿江》杂志主持一个栏目,每期推出一个他觉得有话可说的辽宁作家,想约我写稿。他说:这个董学仁吧,搞的是“一本书主义”,早就写出了“长河散文”,却基本上无人知晓,但我特别喜欢。然后,他就给我描述了一番他喜欢的理由:你看过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吗?看过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和夏多布里昂的《墓后回忆录》吗?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就类似于这种书。
此前,我对董学仁一无所知,没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但刁斗热情洋溢的一番推荐(我联想到了赵本山小品中的“忽悠”),让我拒绝都不好意思。不过,等他发来长达百万字的电子版,我还是被吓住了。写个几千字的文章,却要读这么多东西?而且我的状态,一直就是从头忙到脚,要写的文章排队等候,夹塞儿往往比较困难,这可让我如何是好?但我一跟他诉苦,他就微信道:“明白——但咱,有萨特的面子呀。当然你酌情,我不逼你,你体谅我,方欢喜。”
萨特的面子?此话怎讲?
这里面有故事。
那是2009年9月,《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折腾了一个笔会。那天我赶赴太原,与大部队会合并与聂尔同行。到了晋北河曲,方才发现刁斗也已驾到。聂尔与刁斗早已相熟,我则久闻其大名,却是第一次相见。三个月前,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把我们三个拴在了一起。于是一见面,刁斗就钻进我与聂尔的房间,细细聊起了前因后果。此前聂尔与我通气,让我对刁斗有了种《红灯记》里王连举的印象: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