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与“后成长”：“新历史写作”之后的革命史叙事如何可能
——关于《百川东到海》

◆徐 勇

新世纪以来，有关革命历史的书写似乎陷入了无力自拔的困境：各种历史小说多只为了反写、重写或翻案而写。革命历史已然变得界限不明、模糊不清乃至面目全非，电影《集结号》乃其最具症候性的典型。这一状况的由来当然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写作密不可分，其影响所及，革命历史就像被施了咒语一般，始终笼罩在新历史写作的阴影与幽灵之下。但随着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到来，革命历史写作重又迎来且焕发新的可能，近几年来不少喜人成果的出现就是明证。比如说尹学芸的《岁月风尘》，邵丽的《金枝》和赵本夫的《天漏邑》，等等，甚至连格非的《人面桃花》也可以看成是成果之一。这些长篇小说都没有刻意解构历史，而是试图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有效沟通的桥梁，重新发掘大历史深处不可磨灭的风景，其历史叙事大都意在回应和纾解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困境，历史构成现实的镜像及其对应关系。这都是从精神史的角度赋予革命历史以正面积极的价值的有益尝试，其于近些年出现，实则提出了一个严峻的命题：即宏大叙事的重建及其有无可能。郑欣的《百川东到海》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这个命题。《百川东到海》与前面这些小说相比，既同也不同。其同表现在，这也是从正面直视革命历史，并试图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所不同者，这一小说没有丝毫新历史写作的“影响的焦虑”之呈现，而是自觉回到革命历史小说的脉络及其传统中去，且有一定程度的接续、推进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