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的物欲：艺术的生态悖论

李明晖 田晓萌

引言

知识界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自始就基于一种鲜明的意识：“从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向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进行转变。”此种方案经历了从强调自然优先到主张摒弃人和自然二元对立意识的过程，是现代人眼见环境污染、精神荒芜的状况后探索的出路。于是，在艺术世界中，生态音乐学崛起，画家的“知觉”觉醒，诗人声称要找回失落的文学故乡，女性有望借助艺术和自然的新联系确立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些话语和讨论无疑会带来许多好的效果，但也有意无意地固化了一种“常识”观念：艺术和自然生态之间始终呈现一种和谐关系，即越“艺术”的就越“生态”。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交流日益广泛，对“自然”概念的反思成为生态批评新的生长点。针对早期生态批评中“自然”概念被默认具有统一性的现象，刘倡和蒂莫·穆勒（Timo Müller）等学者指出，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思想和期望”影响着我们对自然的界定，不同族裔和国家背景的人对自然可能有相反的认知；Karen Thornber则以“生态歧义”（Environmental Ambiguity）来指称人对环境的认知、态度、行动和自然反馈之间的复杂性。刘倡等人认为，正是基于“自然”概念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两种行动的可能：一是生态批评的范畴自内部打开，肇始于文学的环境关切，扩展至音乐、电影、电视，以及政治、经济和宗教各个文化领域；二是学者更加注重生态批评中的地域因素。面对西方批评家占据生态批评话语权的现状，不少学者都强调西方之外的生态批评可以从本土艺术文化和本土哲学中发现资源，从而为这个人类共同课题做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