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边界》：现代性的空间书写与回应

张 蕊

墨西哥作家、批评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1990年出版的文论随笔集《勇敢的新世界》中写道：“在过去五个世纪的每个阶段，我们都曾经对现代性怀有热望，或是围绕它进行争论，或是对它予以排斥。”在作家看来，现代性不仅是20世纪中叶发生在拉美大地上具有显学意义的“学术大讨论”，更是贯穿拉美五百年历史的深邃精神和文化诉求。对其而言，“现代性是一种文明，换言之，是各种可以被扬弃、可以被超越的技术集合。但是，也存在一种文化的现代性。”富恩特斯对现代性的观照是一种批判性的接受或扬弃，他既不会被动地被裹挟其中，也不会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组“矛”与“盾”的关系，他以“文化”之矛刺“文明”之盾。这种现代性的“矛盾”之刺，始终贯穿在富恩特斯的写作中，1995年出版的小说《玻璃边界》更是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小说中空间不甘示弱地从背景中前显，与现代性互为镜像。胡里奥·奥尔特加认为，“现代对于富恩特斯，对于从达里奥、巴耶霍和博尔赫斯开始的拉美文学，不是同质之物，而是从内部在阅读中打开的另一个空间”。实际上，富恩特斯走得更远，他是在写作和阅读中都打开了另一个空间，在其中回应现代性的“矛盾”。谈论《玻璃边界》，必然要提及一份协定，即1992年签署、1994年执行的涉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份协定虽然并不能构成作品写作的单纯理由，却显然成为其创作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