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王海晗

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实践承接着早年“新生”运动的轨迹而来，重燃“旧梦”却又生发出新的时代内涵与文化命题，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五四大放异彩，固然有着主体内部思想理路的演进逻辑，与此同时也不能够忽视作为一种物质载体的现代文学传媒的支撑作用。自晚清以降，现代报刊业的发展对整个文学生产与流通的方式产生了显著影响，写作一旦进入新的媒介环境与传播渠道，便会敞开各种丰富的可能性。正如有论者指出：“现代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杂志为中心组建起来的。杂志越来越直接地引导和支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甚至事实上刊物的聚合构成了所谓文坛。”1899年，梁启超借鉴日人犬养毅的说法将学校、报章与演说并称为传播文明的三大利器，即是充分肯定了现代报刊在引导新知与思想启蒙上的重要性。揆诸五四时期的周氏兄弟，以讨论思想文化为职志的《新青年》构成了二人与五四相遇的触媒，他们通过在《新青年》上发表作品宣示自己的“复出”，其重要的文学活动也多与之相关，《新青年》俨然成为周氏兄弟最为倚靠的言论阵地。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来自4卷1号，是对于《北美评论》杂志里英国特莱特(W·Trites)论文的翻译，名为《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之后几乎每一期都会出现周作人的作品，体式上分为评论、杂感、诗歌、翻译等，类型不一，有时同一期当中甚至收录了好几篇。鲁迅自从4卷5号的《狂人日记》之后“一发不可收”，在《新青年》上一共发表了50余篇作品，其中不乏像《孔乙己》《药》《故乡》《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