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是一盏灯

■罗振宇

看《聊斋志异》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吃惊的感觉。写小说，这种在当时看来这么不重要的事，但蒲松龄每次下笔时，都有一种凛凛的敬重感，一字不苟且，一笔不草率。他心里的读者，一定不是当世的人。

蒲松龄对标的人不是写小说的，也不是写诗词的，他对标的是司马迁。《聊斋志异》中许多篇小说最后的那一段“异史氏曰”，也是借鉴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其实，这两个人都以一人之力，创立了一种文体。更重要的是，在创作的时候，他们都极其孤独，都是一个人，没有知音，以一杆笔面对千秋万代，都花了一生的心血，著作都篇幅巨大，都是在写的时候不知道它能不能流传下去。但是，他们都写了。

借用司马迁的那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是不发这么大的愿，很难想象，蒲松龄能够坚持下去。

如果对标到司马迁，就更能看出蒲松龄的非同寻常。

司马迁写的《史记》是孤愤之作，他被汉武帝施了宫刑之后，身受奇耻大辱，一腔孤愤没处宣泄，全部扑到了写《史记》上面。

但是蒲松龄的一生，并不曾面对这样的绝境。他的人生一直有很多可能性。对科举这条路，他一辈子也没有彻底放弃。五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刘氏劝他，算了吧，别考了。他还问刘氏：“难道你不想做夫人吗？”现在有记录的，蒲松龄是考到了七十多岁，一直考到走不动路为止。

作为一个在乡间很受尊敬的读书人，蒲松龄对于社会事务也非常尽心。他写过《农桑经》，传播农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