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冲突与国家治理：1935年黄河水灾与苏鲁治水纠纷研究

李发根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泰山之西，“渠脉纵横，湖泽垒垒如贯珠，天然一水利行政区域也，不幸此天然之区域，以人工强为区划，分属于苏鲁两省。于是此区域中之水利，亦遂苏鲁各自为政，不相顾恤。鲁人有邻壑之谋，苏人怀曲防之意”。这一论述点出了苏鲁水利冲突的焦点与缘由。但两省的水利纠纷是长时段形塑的结果。南宋黄河夺淮以降，很长一段时期，并未沿今之故道入淮，而是分成数股，南北分流。明中后期以下，主要受运河漕运影响，黄河才基本上围绕今之废黄河入淮。可以说，明中期以前淮北水灾尚不严重，故而苏鲁水事纠纷较少。明中期后，基于维持运道考量，国家治水实践中将全部黄水逼向徐、邳地区，导致淮北水灾频仍，地区间冲突加剧。鉴于大运河穿苏鲁而过，国家对沿线治理较为重视，两省水事纠纷尚轻，冲突主要集中于苏皖。1855年黄河北徙，经山东入海，此段河身逐渐淤垫，水灾频发。起初因地形等因素，水患多集中于中下段。随着“自强”逻辑的渗透，国家和地方的经世方略开始转向其他地区，鲁西南黄灾日重。进入20世纪以后，至1938年花园口决堤，此段水灾超过了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以及山东中下游段，并时常危及苏北，致使两省冲突日重。故而，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张锡昌(笔名张西超)认为，“因为晚近的水利建设是局部的，没有整个计划的”，导致苏鲁间时常发生冲突。同时期还有学者指出，近20年来，苏鲁两省水利纠纷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