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中的“国家”

民法学很少讨论国家。但民法的运行从来离不开国家的支撑。民法已无法封闭自治，而必须通过内设、引致、转介等方式，将国家引入民法，并依循民法的内在体系评价国家进入后的法律效果。此时，私法中立更难以坚持。在《民法典》的文本中，“国家”到底是何种形象？

《民法典》中作为保护者的“国家”

在宪法上，保护义务可分为两种类型三个层次。一是消极义务，对应于基本权防御国家干预和侵害的功能。二是积极义务，分为两个层次：保护义务、给付义务。前者确保基本权利不受其他民事主体侵害，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均负有义务；后者则是基于“社会国”或“福利国”的理念，由行政机关对公民履行义务。

（一）《民法典》与国家的消极义务

《民法典》将基本权利具体化为民事权利后，国家亦对民事权利承担保护义务。《民法典》第3条、第207条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的措辞中，“组织”当然包括国家机关，这是《民法典》对国家消极义务的表达。

《民法典》的一个特色在于，总则编设民事权利章，并专门规定了征收的条件和效果，物权编也有多个条款涉及征收。征收的民事效果是“公平、合理”补偿，可防止被征收人单独承担公共利益的成本，缓和其牺牲责任的强度。此外，《民法典》第245条例示了征用中的“紧急需要”条件——抢险救灾、疫情防控，其他“紧急需要”应解释为达到前两者相同的公益需求程度；第494条将国家强制缔约请求权也例示了这两种情形，有助于遏制国家对契约自由权利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