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业”的中国现代文献学可能吗？
——刘福春先生访谈录

□ 刘福春 李 哲

李哲(以下简称李)：

首先想请您就一个基本问题做一些解释。最近这些年，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文献”来界定您和诸多同行的工作，但在早些时候，大家包括您自己都爱称呼自己是“史料工作者”。那么根据您具体的工作经验，这两个词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刘福春(以下简称刘)：

其实“史料”和“文献”这两个词一直在用，它们的区别一定是有的。从理论层面，好像也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可能更想讲的是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进文学所那时开始的一个变化。这不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而应有一个时间线索的梳理。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叫“史料”，而是叫“资料”。那个时候做这样(研究)的一些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搞资料儿的”。在“文革”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材料”，“材料”跟“资料”好像又不一样，“资料”有点中性，“材料”好像是有意在做某个人的“材料”，这个说法当然是不太好的。我到所里工作的时候，“材料”的说法一般不会用了，当时更多使用了“资料”这个说法。比如说那个时候像咱们研究室老的一代，他们就不大说“史料”，说自己是“搞资料儿的”，包括咱们做的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也是用“资料”的说法，而几乎没有用“史料”。我想后来显然是觉得这个称呼有点太轻了，就更多使用了“史料”的说法，像马良春他们出书，都用“史料”取代了“资料”。到八十年代后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