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孤寂：文明进程中的临终关怀及死亡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勾勒的“美好生活”蓝图中，“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表现。梳理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主要议题、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对捍卫生命尊严、推进社会建设、提高中国人民的福祉具有启发意义。德国“构型”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对文明进程中“临终孤寂”问题的研究与超越，为本文进行这种具有“中国关切”的理论对话与实践反思，提供了切入点。

作为“构型”问题的临终关怀与死亡

1967年，英国医生桑德斯在伦敦创建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这一事件成为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开端。临终关怀运动从两方面批判与超越临终及死亡的现代悖论：医学进步对死亡的延迟并不必然提升临终者的生命质量；现代临终者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埃利亚斯将死亡与临终模式的演变看作典型的构型研究议题。如果说“构型”体现为不同主体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动态波动，在《临终者的孤寂》中，埃利亚斯对“死亡与临终”问题的关注显现出“生命解放”的价值关怀：揭示人类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构型内隐但清晰可辨的演化趋向，将个体从社会或自我施加的观念蒙蔽中解放出来——“孤寂死去”这种现代生存体验并不是死亡的应然属性，而是文明进程晚近阶段的产物。

文明进程与“孤寂死去”的现代主体生成

（一）现代临终者的孤寂：文明进程的构型生成

埃利亚斯的研究旨趣体现在：以“临终”这一特定生命阶段为切入点，阐明在以“构型演化”为核心的文明进程中，社会结构与人格结构的“理性化”衍生的深远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