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击全球,波及200余个国家,对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影响深远,甚至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分水岭”。面对这一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抗击疫情。其中,技术手段常被提及,比如健康码、电子出入证、AI应用,等等,可以说,技术在各个领域的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社会治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技术向善”也成为最为响亮的呼声之一。但是,如何达到“善”的效果,在实际的技术应用中面临诸多难题。根据使用技术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推进技术治理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需要逐一分析。同时,本文着重分析在这场仓促“大考”中,技术是怎样尝试向善的,目标完成程度如何,效果怎样,又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对未来技术参与治理有何启示等问题。
疫情发生后,各个城市陆续启动一级响应,我国的体制优势被广为称赞。从城市全局的“封城”政策,到各种公共场所的暂时关闭,再到社区防疫的具体部署,体现了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在技术使用方面,健康码应用范围广泛,它基于大数据对于手机移动轨迹的监测,用以提示使用者的“安全”指数,为防疫工作提供参考。健康码最初由浙江省杭州市率先推出,作为出入通行的电子凭证。到2020年2月29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信息码”,根据《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接口标准》,逐步实现各地区健康码的互信互认,由此省去了人工登记、逐一排查、反复询问等繁琐工作,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被媒体认为是“大数据技术在防疫领域的一次生动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