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化元素对英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学界有所关注但未及深入。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曾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欧洲对中国艺术的重新“发现”誉为“东方文艺复兴”;美国“意象派”诗歌的领军人物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亦感叹“中国的激励作用并不输于希腊”,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置于与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相并举的崇高地位。如台湾学者林秀玲所言:“英国现代作家和艺术家不仅‘发现’了中国高雅艺术,还将中国艺术吸收进了英国复杂的美学探讨和现代艺术的创作实践之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艺术成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意象派”“漩涡派”等英美现代主义群体除旧布新的重要参照。学界关于罗杰·弗莱等现代主义美学家、埃兹拉·庞德等现代主义诗人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汲取与转化已有所探讨,但对不谙中文的他们接受中国文艺的渠道却语焉不详,汉学家的意义由此浮出水面。如钱兆明所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美学者也注意到这些中国诗人并开始翻译他们的作品。以厄内斯特·费诺罗萨、赫·艾·翟理斯、阿瑟·韦利的作品为媒介,庞德、威廉斯等现代主义诗人得以实现了与这些伟大的中国诗人的对话。”本文以20世纪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为中心,探讨其汉学成果作为媒介对英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助推作用,由此呈现汉学家对于英美现代主义发展所作的贡献。
作为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与汉学家,韦利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日文学—文化的译介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