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基于产业结构转型中介视角

陈 浩，罗力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要素红利驱动下实现了长达40余年的高速增长，也在客观上形成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当前不少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仍依赖于低质、低效的产业体系，资源配置扭曲、产能过剩、创新不足等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生态环境承载力已逼近临界值[1]，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成为决定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新一代产业革命潮流下重塑国际地位的重要变量。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研判，要求尽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无论从中国经济结构改革、资源环境约束的态势看，还是从外部环境复杂性、全球产业革命的趋势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都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2-3]，内生增长理论也将TFP视作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决定要素[4]。TFP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强调一切除有形要素外的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等带来的产出增加，2014年中国TFP仅达到美国43%的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①数据来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的“佩恩表”数据库（PWT9.0）。，意味着中国必须加快转向效率提升的集约型增长路径。

在向更高水平的集约型增长路径迈进的过程中，除了促进TFP提高外，经济产出的负外部环境效应是一个需要控制的因素。环境规制是中国污染防治的主要政策工具，国家从“十一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