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健行
关于李白、杜甫初会时间,当今主流见解是在天宝三载(744),宋人则认为在开元年间。“开元年间说”目前只有极其个别的微弱支持声音,我就是其中之一。本来对多数人肯定的结论不宜轻标异议,只是我读杜诗时,总觉得“天宝三载说”不容易解答引生的困惑,而改用“开元年间说”反而容易讲得通。举一个我从前提过的例子: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写得明明白白:杜甫继祖母卢氏天宝三载八月三十日下葬偃师。下葬以后,杜甫可能还要短期服孝,他怎能同年秋冬季节便和高适、李白同游梁宋“登高怀古,射猎游宴,赋诗论文,甚是惬意”呢?这般放纵欢逸对家中长辈刚逝世的人合适么?特别是对奉儒守礼的杜甫合适么?这回惬意事倘使开元年间发生,便易解说。正因这样,我过去写了一些文章。现在这篇拙文还是围绕“初衷”讲话。
拙文的运意和目的很简单:论证《昔游》诗中“少年”“是时”二词的时间坐标是开元年间,李、杜二人在此时段会晤。时间坐标如定在天宝三载(744),便跟“少年”一词词意和跟“是时”两句的历史事实扣合不上。这是我目前的认知。不过学术研究重真,要是哪位学者撰文一一合理地推翻我的论证,得出仍以“天宝三载说”为是的结论,我一定服善改从;并且因为得以解除读杜过程中的困惑,心生感激。
《杜诗详注》卷十六《昔游》:
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馀哀。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