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立体的“女神”形象
——从诗集《女神》的命名谈起

路新宇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1921 年《女神》的初版至今已百年。在这百年间，它不断被阐释、不断被研究，其蓬勃的生命力即使在今天也丝毫不减。早在1923 年，闻一多就指出了《女神》的时代性——“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这种满腔的热情和对自我的颂扬是《女神》的一大生命力。然而，《女神》中的情感是个人的，它不过恰好和整个社会的浪潮取得了共鸣，从而被阐释出了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也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时代性而成为了过去。那么，从今天来看《女神》，是否可以从其作为诗集的角度去分析它的含义、阐释它的价值？它的生命力是否可以通过此在当下不断焕发？

郭沫若曾谈到自己创作《女神之再生》和《凤凰涅槃》的意图，“对于旧社会表示反抗，对于新社会表示憧憬”。他的这一表述——“女神”寓意一种反抗、希望和憧憬——被有些研究者加以深化。邓牛顿在《祖国永生的凤凰》中对《女神》的命名有这样的见解：“诗集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写了司健康的女神、司美和爱的女神，最重要的是颂扬了要摧毁旧世界、渴望新世界诞生的女神，所以诗人将之题名为《女神》。”这和郭沫若的表述大体相同，但加入了“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注目于西方的女神，以为郭沫若的“女神”原型脱胎于西方。黄侯兴则从女性的性别特征出发对《女神》命名的寓意做了这样的表述——“大体上男性的象征可以认为是独立自主,其流弊是专制独裁;女性的象征是慈爱宽恕,其极致是民主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