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天狗》内形式及其“飞动性”特质

刘昭艺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1918 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在这本诗集中胡适以白话入诗，践行了“作诗如作文”的创作观念，但其诗歌的艺术价值却饱受争议。远在东瀛学医的郭沫若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之下，于1921 年8月发表了他的首本诗集《女神》。《女神》的横空出世为白话可以作诗提供了坚实的例证，原因在于当时的读者在诗句中感受到了求新求变的时代脉搏，感受到了古代诗歌兜不住的情绪体验。

《女神》收入了郭沫若1919 年到1921 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自由体诗歌所占比例较小，实际上只是郭沫若进行现代诗歌创作尝试的一种，但在五四“人的发现”的呼喊之中，自由体诗因其不受拘束的外形式，能够适意地表达人的情感，而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在自由体诗的创作中，郭沫若在强调形式极端自由的同时，并未放弃对内在韵律的追求，他在《论诗三札》中强调：“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同时又在《文学的本质》中说道：“情绪的世界便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由此他发觉了诗歌的“内在律”，在冲破格律限制的自由体诗中，内在律成为诗歌依附的主心骨。《天狗》是《女神》诗集中自由体诗歌的代表作品，它在形式的极端自由中仍没有从诗歌中脱离，沦为分行的散文，而是把激荡的情绪节奏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成为了历代学者研究郭沫若自由体诗的经典文本。学者们对郭沫若的《天狗》保持着源源不断的研究热情，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诗歌史上的开拓意义，郭沫若找到了一种能表达现代物像、现代思维、现代情绪的一种诗歌载体，这让当时沉迷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人群竞相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