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维悖论”及其解决： 阿甘本的见证诗学

周逸群

无人为这见证作证

——保罗·策兰

奥斯维辛是西方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界标性事件，在奥斯维辛之后，黑格尔主张的作为世界精神在现实历史中合乎理性展开的普遍历史走向终结。诚如阿多诺所说，奥斯维辛是比自然灾害(第一自然)更为恐怖的社会灾害(第二自然)，它“抽走了人的想象力，因为这种想象力从人的邪恶中引出了现实的地狱”(阿多诺，《否定辩证法》413)。因此在奥斯维辛之后，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便成为应有之义，可以说，任何理解我们时代的尝试都必须关注奥斯维辛，“过去”不会简单地过去，它筑造了我们今天思考和行动的可能性视域(Postone99)。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绝非少数，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亦不例外。作为因阐发生命政治理论而声名烜赫的当代思想家，是阿甘本始终眷注奥斯维辛这一历史事实，奥斯维辛也构成了阿甘本理论反思的现实触动，乃至他围绕着奥斯维辛事件从多个维度进行诊断，对见证难题的分析就是其中一个声部。本文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阿甘本的论述中，幸存者为奥斯维辛作证是否可能；倘若可能，幸存者又该如何见证；以及，文学能否承担起为奥斯维辛作证的伦理责任，以恰切的方式回应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命题。

一、 见证者的界阈

阿甘本首先调用他惯常使用的语文学手段对“见证/见证者”(witness)的词源进行了一番考订。他指出，“witness”在拉丁文中分别对应两个词语： 其一是“testis”，为“testimony”(证词)的词源，指的是法律审判或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