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曾盛
(华侨大学法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来已久,为填补金融监管漏洞、打击金融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结构稳定,该罪名在1995年关于惩治破坏金跑秩序犯罪的决定这一单行刑法中首次提出,1997年刑法将其纳入法典,成为打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法规群的一部分。2010年、2014年、2019年最高院逐步细化这一罪名的认定处置方式,使之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发展步调,有效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口袋化”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趋势,在国家对于非法集资行为严厉打击的背景下,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数量却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情况,2015年至2018年全国法院新收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分别为5843件、7990件、8480件、9183件,同比分别上升108.23%、36.7%、6.13%、8.29%。可以想象,该罪名的实施与其原本期许的效果有所偏离,对于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高频适用,不利于正常的民间融资行为,故需要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适用缩限方式,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刑罚的规制措施,以维护商业行为的正常运行。
《刑法》第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条文没有明确指出犯罪的构成特征,对于“非法”“存款”等要件,需要依靠其他法律规范进行判断,属于空白罪状。基于其需要通过《刑法》之外的民商事法律、经济法律等“一次法”为基础判断犯罪性质的特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区别于自然犯的法定犯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