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主与法制》的文缘

赵青航

几年前，为庆祝《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我连夜写下一篇《年轻非资深读者的资深讲述》。在这篇文章里，我细致地描述了2015年自己第一次向《民主与法制》投稿的经历。

这些年，我为《民主与法制》写了几十篇文章，《民主与法制》也以包容、开放的姿态“照单全收”，刊发了我投稿的所有文章。

如今我们又喜迎《民主与法制》出刊1000期！在这样一个富有仪式感的日子里，我忍不住要写下一些文字，分享这些年我与《民主与法制》的文缘，作为一份感恩，更作为一个小结。

迄今为止，我给《民主与法制》一共写过三类文章。

第一类是办案纪实，例如《汇错款，账户被封，怎么办？》（2020年第46期）。作为一名律师，办案是我的本职工作。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项工作也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与办案是相辅相成的，那就是写作专业的办案纪实。

我坚信，写作一篇办案纪实，于一名专业律师而言，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分享与宣传，更是一种自我总结、思考与提升。这对律师来说投入的可能仅是时间和精力，收获的却是更加深厚的法律素养与内涵，是同客户、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间更加深入的交流、理解与尊重。

我之所以会将办案纪实投给《民主与法制》，是因为这是一种兼具浓郁“法味”和文学气息的纪实类文章，因此最具有可读性，也是最容易让读者读懂案件的文章体例。我要求自己在办案纪实中形象地展现自己的办案思路和推进过程，客观展示自己办案时各种顺与逆的经历，为读者呈现一个个立体、鲜活的案例，使之有血有肉，不枯燥、不乏味。如此看来，办案纪实何尝不是普法工作的重要素材呢。

第二类是读后感，例如《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是什么？》（2019年第14期）。律师若想办专业之案，写专业之文，最少不了的就是阅读，这是知识输入最重要的方式。

不久前，我关注了“书与远方”这个话题。友人说，书是人类积累下来的、大量的、成文的知识成果，它可以是小说，可以是戏剧，可以是任何你青睐的、由衷的并点亮自己的文本。而所谓的远方，它其实象征着不是走出去，而是一种成长。是的，如果把书看成划水的桨，把远方看作成长的彼岸，你才会往那个想要的方向越行越近。

由此，我珍惜阅读，也愿把一些读书心得写下来，投给《民主与法制》，进行新一轮高质量的“输出”，以飨读者。

第三类是一些关于心灵的文字，例如《书房变迁记》（2020年第18期），我常将这类小文投给《民主与法制》的“小声”栏目，将其作为心灵成长的一篇篇记录。这种记录是以“我”为中心的，是关乎作者心迹和心灵的，笔调或温润、或惆怅。我很在意，也很重视这些记录。殊不知，形成这种文字的灵感是转瞬即逝的。时光易逝，我们每个人终将被时光抛下列车，迅速得看不到一点踪影。那么，何以证明我们曾在这片土地上呼吸过呢？也许，唯有文字。

人生在于过程，生命在于记录。当身体随着岁月的流逝一点点衰老，当心灵终于可以平静下来审视自己的日常劳作，我才意识到最值得珍视的不是那些天高地远的虚无缥缈，而是那些岁月河流中的点点滴滴。那些点点滴滴的情感和思绪，那些快乐、挫折和苦恼，那些努力、奋进和思考。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构成了日子，也成了生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由此，我将这类记录也作为写作的一类文体。这种文章即使不算厚积薄发的“产物”，起码也是有感而发。哪怕自己写的在别人看来仅是一篇篇与他人没多大干系的日记，但只要这是我们裨益终身的兴趣，它就一定生机盎然。

感恩《民主与法制》，它们以铅字的形式存在，我便心安了。是它们让我确信——“当我们告老还乡含饴弄孙的时候，当我们年老体迈回首往事的时候，当我们久卧病榻眺望窗外最后一片落叶的时候，我依然可以追忆往事，且有迹可循，有料可查。”（刘桂明总编辑语）

在《民主与法制》出刊1000期这个喜庆而又隆重的日子里，我深感，时至今日，凡是被记录的，皆为我们的人生底色，这种回味犹新的踏实感不断指引我们的前行之路。

我是如此，《民主与法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