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条约体系下生物采探的科学和法律问题分析*

唐建业 杨 松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学院， 上海 201306)

南极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特征和极端环境造就了独有的生物多样性，包括南极遗传资源的多样性。随着科技发展，国际社会对南极遗传资源的商业价值兴趣日益增长，涉及行业涵盖制药业、工业、农业、食品饮料业以及化妆品和个人护理等。[1]南极遗传资源的采集与研究开发及其法律管制随之成为争议的焦点。南极遗传资源既可来源于南极大陆，也可来源于南大洋。南极陆地和海洋两者之间法律制度差异，增添了南极遗传资源争议的复杂性，构成了影响《南极条约》安全的一个因素。[2]

进入21世纪以后，南极遗传资源问题迅速进入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以下简称ATCM)议程，成为一个持久性的事项。截止2019年，ATCM收到关于南极遗传资源共46份，其中工作文件16份，非工作文件30份。ATCM通过了三个非法律约束力的决议，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反映了各国在此方面存在科学与法律的分歧。即使如此，南极条约协商国(以下简称ATCPs)一致认为，南极条约体系(以下简称ATS)是解决南极遗传资源问题的适格法律框架与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32条确定南极是涉及我国安全的关键领域之一。根据2018年荷兰提交给第41届ATCM会议的信息文件，我国成为南极遗传资源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而且是第二名美国的两倍之多。[1]2018年《中国的北极政策》明确了我国关于北极遗传资源的政策，即“倡导透明合理地勘探和使用北极遗传资源，公平公正地分享和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