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历史”构思的文明论困局

文/陈赟

以思辨形态构建“普遍历史”的努力，作为一种思想规划与思想实验，它根基于基督教救赎史与末世论的思想架构，以超越的普遍性应对历史生存中的无常体验。其应对方式是通过历史可以最终完美实现的目的或终点观念赋予历史以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历史中的生存者通过与之关联而进行自我确证。但这样的构思存在着诸多困难。

历史目的与历史主体的分离

在文明论视域中，不难看到，如果没有犹太—基督宗教的末世论背景，就很难设想这样一个位于终点的完成观念，尽管黑格尔对之进行了改造，即将目的转移到一个特别的位置——既在世界历史之内又在历史之外。这样，世界历史的目的便是一种超出了人的意图的客观目的。康德将这样的目的视为理解历史的调节性原则，来自主体的不可或缺的信念假设，但黑格尔却将之视为世界历史的构成性原理。有了历史思考的目的论架构，便可以在哲学的地基上展开历史思考，而不同于经验性科学的考察。如果说现象世界诸客体之间的关系是适用因果性解释的领域，在此架构下无法获取世界历史的意义；而目的论解释介入的则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虽然无以说明具体的历史事件，但却可形成历史整体的观念。

对有限的历史性生存主体而言，作为整体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在黑格尔那里呈现历史整体的思辨理性得以被建构时，它就无法摆脱对于有限个人的陌生性，用尼采的话说，“可它们却不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