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晁天义
自西汉直至晚清乃至当代,人们关于“大一统”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分别有两种虽有联系但内涵不同的所指。本义层面的“大一统”初见于儒家经典《公羊传》隐公元年(前722),被今文经学家认为是《春秋》“微言大义”的核心内容之一。用今天的话来讲,《公羊传》所谓“大一统”的本义是“推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然而及至晚近以来,“大一统”本义逐渐被人们忽视,在很多场合下被理解为“大统一”,即“大规模的统一”或“大范围的统一”。
在先秦(尤其是两周)时期的现实及理论中,“三统”与“一统”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只有在“通三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大一统”;也只有通过“大一统”,才能进一步保障“存三统”。因此,基于当时的政治实际,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者自然既要强调“通三统”,又要强调“大一统”。
曾一度流传于儒家学派中的“三统说”经过秦汉时期的斗争最终与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五德终始说”融合为“三统五运说”。秦汉之后的统治者不再像西周时期的统治者一样温情脉脉,也不寄望于靠那种“存二王之后”的迂腐办法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他们更加笃信的是“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之类的暴力强权理论。在这种环境下,一度被儒家奉为金科玉律的“三统说”必然成为一种游离于现实之外、停留于纸面之上的理论。
在郑玄等人的推动下,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同时开启了今文经学自汉末至晚清长达一千余年的萧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