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追寻下自我价值的建构与时代的幻灭
——关于电影《你好，李焕英》的思考

王春瑜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贾玲凭借处女作电影《你好，李焕英》成为中国票房最高女导演，该影片何以获得如此成效以及好评背后所压抑的诸多话语都值得探赜索隐。笔者将从双向时空错置下的心理追寻、“我”的价值确立、乌托邦的时代幻灭等视角为中心，分别对该电影进行探索和客观思考。

一、双向时空错置下的心理追寻

贾玲《你好，李焕英》与沈腾《夏洛特烦恼》都是以时空错置即穿越方式进行主题阐释和情节演绎，其中夏洛是通过“镜像”（镜子）进行穿越，而贾玲是通过“梦境”进行穿越的。首先，这两种穿越方式的里层内涵都是想象和追寻，他们都试图在回忆中想象曾经发生的一切，在想象中追寻始终存在于内心的本我诉求，而整部影片也展现了他们追寻所需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无限可能。两部影片的结局也具有相似之处，男女主角的始寻方向都产生了倒置，看似一切都回归到了原点，实际上他们彼刻的内心已处拂晓，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质的改变，他们明白了自己真正需要追寻的本体。但这两部电影在穿越形式上却有着一定的差异，与《夏洛特烦恼》顺势而下的观影感受不同，《你好，李焕英》在结局以“双向穿越”的设计点燃了整部影片的爆点，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母亲给贾晓玲缝裤贴的伏笔也贴合了观众们始终模糊不明的疑点，促使电影的主题鱼贯而出。

下面笔者将分别论述这两部电影在穿越手段方面的异同点。

一为“镜像”隐喻。夏洛穿越醒来后看到的第一件物品就是镜子，而映射在镜子里的那个“他”，并非是观众和夏洛自身所看到的夏洛实体，而是一个在关系“想象域”中，自我意识的对象性的虚假存在，他是从镜像中接收了“我”的面容、表情、行为而产生强制性欲望的非主体存在，也就是拉康所说的“自以为是主人的奴隶”，他始终依赖于自我意识中“形象-意象”的侵凌性、异化性的建构。简易来讲，镜子里的夏洛是一个“伪我”的存在，这个“伪我”事先抢占了“我”的位置，使“我”无意识地认同“伪我”的存在，才产生了穿越式追寻的过程。而在过程中所显露的真实人性和发生的种种超实体的迹象却打破了这一奴役性的压制，使得夏洛成为真正具有灵魂的主体，去追寻那最平凡却最有意义的人物存在。

二为双向“梦境”隐喻。贾晓玲从病床醒来后便穿越到了李焕英时代，一切事物都变得梦幻且脆弱，正如影片前后也都以影像色彩的渐变来暗示梦境存在的如影随形。观众们可以发现，该影片的穿越隧道口似乎就产生于贾晓玲自幼时起在众多社群团体中被称为“不争气”从而间接导致母亲车祸逝世的罪魁祸首的心理亏欠感。贾晓玲在童年时期便将这种对母亲的亏欠加之于己，甚至形成一种强烈且挥之不去的心理暗示。而这部影片最初给观众们的印象，也是为了填补童年时期无法给予母亲笑容的“溃兵”之遗，替母亲也替自己追寻潜意识中所定义的幸福的生活，进而可以延伸为——“赎罪”。弗洛伊德讲，“我们可以把梦形容为儿童时期景物的替代品，由于变成最近的材料而被加以变更。幼童时期的景物不能自己复活，所以只好满足于成为一个梦”。贾晓玲的这个“梦境”便是从与母亲相关的人物口述中形成的记忆碎片而进行的潜意识欲望的复活，这种心理突破了时间的线性限制，并在空间上达到了想象力的极度压缩，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便只能是时空错置。

而非同寻常的双向穿越，将整部剧的主题后置，使观众获得疑惑大解的震撼和思考，这一强烈突击式的审美获得感打破了传统穿越剧一疑一解的套路。李焕英作为贾晓玲梦境剧本的参与者以及“破坏者”，始终是一个与贾晓玲同时空人物的存在，她所承受的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到的。李焕英首先要接受自身死亡的事实，她清楚这回走“乐园”的一切都将成为幻觉，因此她比任何人都能看透并理解自己一生所真正追寻的幸福，不是电视机，不是排球赛和厂长儿子，而是女儿的快乐，是她对自己的认可，直面未来的勇气，是贾晓玲这个“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因此，李焕英最后拿出结婚证，把贾玲试图建立的“理想国”彻底击破的时候，这一“破”反而是一种主体价值的“立”，是母亲帮助女儿寻找自身价值和幸福的努力，同时，也是其作为母亲和个人的价值建构。

有人认为虽然这是一部历尽十年磨炼打造出的对母爱至诚的匠心之作，确实也产生了某种具有普适性的共情，但如此般轰动的传播效应和话语消费是否在堆砌溢美之词，甚至有人衍生出这是“卖人情”的商业化手段。然而，如果仅仅将其看成是一部单纯写母亲、忆母亲的情感片，以至于有些人在观看时无法产生“自我突破”式的情感共鸣时，容易产生一种基于传统伦理道德约束的罪感，情感片在此时就仅具备了“共情”这一唯一价值，并垄断了集体心理暗示的行为表达，使得观影者在社会伦理、票房数据、流量带动等方面挥掷盲目纵容的放任手势，这样就容易导致情感片向滥情片演变的趋势。《你好，李焕英》的结局打破了人们重构的常规幻象，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世界关系中本体的意义，笔者认为这才是这部电影同观影者产生共情的主要原因，而并非仅仅是一部为“母爱”和“共情”买单的穿越俗片。

二、“我”的价值确立

有观众说，看完《你好，李焕英》后整场都未曾掉过一滴眼泪，但是最后被影幕片尾的一句话所打动，哭得稀里哗啦。影片最后投映了贾玲的一句话，“从我记事起，妈妈就是一个中年妇女了，可谁又知道，她也曾是个花季少女”。很多人会因为这句话开始回忆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同现在的沧桑面容做对照，但是又有多少人会想，“花季少女”这四个字，对于贾玲自身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花儿一样的黄金岁月中，贾晓玲是一个处处被排挤、被嘲讽、被称为“不争气”的矮胖女孩，她的眼里只有老师、同学、邻居甚至母亲的失望神情，从小她的眼里就没有形成“我”的概念，她的意志和行为都依赖于环境及他者对她的评价和表现，因此她将上述的心理亏欠理所应当地安置在自己的身上，像执行神圣任务般代入到了穿越的梦境之中。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我们不用‘意志’加在未成年的孩子的人格中，就因为在教化过程里并不需要这种承认。其实所谓意志并不像生理上的器官一样是慢慢成长的，这不是心理现象，而是社会的承认。”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培育孩子的主要方式依旧归属实质性的教化功能，因此他们都前验性地认为只有得到了社会（具体为由自身延伸的差序等级内的一切人）的认可，才能成为一个独立且具有意志的“我”。实则不然，这种“我”实属虚无，而这个意志也是一种幻象，因为他们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就始终无法脱离社会关系网的干涉，也就是说，他们始终被要求在群体教化中完成被教化者该做的事情，更不会产生“我”的存在。

贾晓玲在梦境中把无形的教化者给予她的任务具体化为回报，而“母亲”的概念实际上成为伦理秩序上的一个恒定的价值概念——“孝”，具有相对的权威性。因此，在梦中，贾晓玲为了补偿自己没能实现母慈子孝的亏欠，凭借着包婶所谓一件能改变母亲命运的“好事儿”而展开了各种“心机搏斗”，她当时唯一的心愿就是改变母亲的悲苦命运。当贾晓玲意识到“好事儿”就是嫁给沈光林做飞黄腾达的凤凰时，她甚至产生了销“我”的意愿，她的任务就是让妈妈有钱，有优秀的丈夫和女儿，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即使这世界没有“我”。在这个时候，贾玲不仅否定了“女性”独立意志的存在，甚至将“我”直接扼杀在了宿命的摇篮中。

在观众正疑心如何结局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荒诞性的转变，贾玲的母亲李焕英也穿越回了那个时代中。母女二人双双穿越，一个是重构母亲的命运，一个是打破女儿的固有秩序。李焕英通过对自身命运的坚定，向女儿阐明了“幸福”本体的定义以及贾玲作为自己女儿亦即一个主体存在的意义。李焕英在一次次打“破”女儿所“建”立的理想王国时，影片的主题意义便已经提升到了自我认知的层面，试图打破社群关系的承认体制，从而得到青少年个人真正意志的觉醒，是一个从“无我”到“有我”的建构过程。

三、乌托邦的时代幻灭感

众多研究者对该部影片的关注热点一般都局限在其所想表达的母爱、女性或个人主题上，以及对传统俗套的穿越手法的创新上，而并没有从社会现象学、心理学等方面回归到影片形式本身，从影片的表现形式上来深入分析现代社会人的意识形态趋向。近几十年来，穿越剧的时空错置方式始终处于影视界举足轻重的位置上，电视剧、电影以至综艺、小品等，也都试图以穿越的方式回到过去，以种种荒诞奇异却饶有趣味的故事实现了观众对正史肃穆仪表的祛魅，对情深意浓的情史幻想。但不同的是，过去的穿越剧一般都是某一人物从现代社会穿越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通过史学经验对古时社会、政权、人际关系等进行一系列的介入和争斗，带有一种试图扭转乾坤、重构历史秩序的荒谬想象，例如《宫》《步步惊心》之类。而现代的穿越剧却极大缩短了穿越的时间跨度和空间限制，是现代人穿越到对过去自身或与自身相关的回忆及场景中，试图重新掌握分配自身命运以求达到内心欲望的极度渴求。这两种穿越虽然都带有对“史”的好奇和期待，但是前者更多的是以全陌生的无意识状态根据自身需求和喜好进行对权威命运的判断和干扰，而后者是有意识地试图建构一个未来的且已预知的乌托邦世界。前者展现了宏阔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荒谬感，后者则是私语呢喃的无力回旋的空虚，这一切在线性的、已发生且在不断前进的现实面前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在我们观看《你好，李焕英》之后，是否会产生一种除母女情以外的对整个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现状的焦虑之感，这是现代人对自身建构乌托邦世界的共求失败的幻灭感，影片所展现出的某种吊诡性也缘由于此。

无所谓影片中主人公是在整个团队制作影片的过程的前、中、后阶段才从对过去的追寻中到了契合心灵的最终答案，这都表明了“穿越”方式是否成了现代社会人的一种普遍心理。因为生活中的外部环境以及自身压力所造成的种种失意，人们开始想象并追寻过去的片段，企图从中得到精神宽恕和愿望自由，实现暂时性的心理安慰。正如拉康所言，“自我形成的原型虽然是以其外在的功能而使人异化的，与它相应的是一种因安定了原始机能混乱而来的满足”。人们在“回望”的过程中所试图建立起的完美原型只不过是一个“伪我”的存在，反而映射出了在无休止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的焦虑、苦闷、混杂的心理状态，而《你好，李焕英》将乌托邦世界终将破灭的事实以强烈的双向驱动的方式传达出来，使得现代人即刻处于想象和现实的两难中。这部影片在浪漫荒诞的想象和追寻下，以最具现实主义的写实“笔法”再现了穿越叙事的文化意义，完成了两个时空下外我和内我的对话。

这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时空意象最终被现实击破且产生了既荒诞又有力的余韵：在一个一切都被某个无形体制和技术操控的时代下，人们时常感到遗憾、无奈、忧虑、压抑，幻想和回忆既是对过去经历的再一次承受，也能从中反馈醒悟出一定的道理，但是问题最终又抛掷在人们身上，如此扭转乾坤般的心灵追寻之旅是否会普遍成为现代社会焦虑心理的慰藉之刃，想象和激励之余，是否会给仍身处现实的人更多的虚空和无力之感，成为自我诘难和恐惧未来的武器，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