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桂生
(作者系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师,博士)
20 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最为激动的时期,在西方戏剧观念的启示下,王国维、吴梅、郑振铎、齐如山、周贻白、徐慕云等一批有先见的学者,陆续开始走向戏曲研究的文化自觉。“西潮”背景之下,传统戏曲被为贴上旧剧的标签,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对象,在“文化进化论”奉为圭臬的时代,一批观点激进的文化学者,将戏曲认定为“野蛮”“幼稚”“遗形物”。这种立足意识形态以西方戏剧为标准衡量戏曲的思潮,随着国人认知的理性回归而逐步得到了矫正,“国剧运动”“梅兰芳访美”等事件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提升了戏曲的文化地位。在中西戏剧比较的坐标体系中,学界对待戏曲的态度历经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辩证过程。从文化形态演进的自性律和他性律的角度俯瞰百年戏曲的历史脉象,戏曲的创作与研究始终处于政治实用与审美本位的相互博弈的语境中,两股力量此消彼长,推动戏曲在波折中向前发展。
如果是20 世纪上半叶的戏曲研究的重点是是否需要改良戏曲使之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的话,那么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关注的方向转向为改革方式的探索和实践上。作为新中国戏曲改革政策第一代执行者的郭汉城先生(1917-2021),亲历了当代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戏曲现状及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是公认的引领中国当代戏曲学术建设的旗帜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