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技术与政治

文/张颖聪 韩璞庚

新冠疫情的爆发似乎彰显了生命政治的当下意义。然而，阿甘本（Agamben）在疫情之后的一系列发声似乎使得“生命政治”迎来了“至暗时刻”。作为当代激进左翼政治哲学议题的“生命政治”，在此等事件中似乎真的是做到了所谓哲学家们与其自身所处时代的断裂与脱节。

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作为以政治权力何以捕获生命的政治哲学运思，生命政治在当下的失语才是对于生命本身的漠视。出于对政治权力的拒斥而将新冠疫情无节制地升级为与自由、威权等相关的问题，并将其简化为安全或自由、民主或威权的二选一，无疑是死亡向生命政治内在逻辑的展开。因此，我们在回应此等生命政治的政治哲学思考时，所要反思的是如此的“生命政治”便是其所有的可能吗？新冠疫情中哲学、技术以及政治对于生命的僭越如何才能得到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说明，而不是相反？

何种“例外状态”

首先，在“使人生”与“致人死”的“例外状态”中，阿甘本毫无疑问是在以“致人死”的“生命政治”哲学话语中来指认现实中的“使人生”。在阿甘本看来，这场以“新冠”之名的疫情仅仅是“普通流感”，但“由此，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恶性循环，即它以对安全的渴望为名义而接受政府施加的自由限制，而这种渴望是由于当下正在为满足安全需求而进行干预的同一政府所创造的”。如若按照阿甘本的理解，当下的境况是国内（意大利）急剧冲突下，政治权力（意大利政府）通过“新冠疫情”的“发明”来寻求国内更好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