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哲学”的概念辨析与“金岳霖悖论”的提示
——对伍雄武先生商榷文的回应

文/李河

伍雄武先生对我发表于《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的论文《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下文简称《民族哲学》）撰写的商榷文章（下文简称“商榷文”），全盘误解了笔者的文义，将我在文章中围绕“民族哲学”概念所梳理出的多种可能语义，错认为笔者本人的学术立场，并以此为依据指责笔者否定“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的理由，对此我不能不做出回应。

第一，商榷文认为，《民族哲学》“从各方面明确地否定民族哲学和哲学的民族性”，这是缺少引文依据的。即以该文标题《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而论，其关键词是“可以……谈论”，而不是“明确否定”，更不是“从各方面明确地否定”。

第二，伍先生何以会从《民族哲学》一文读出“否定民族哲学”的意思？或因他多年在国内的“民族哲学有无之争”中以“肯定派”自居，故而看到《民族哲学》的叙事与其不同，便认定我是个“否定派”，以为我的观点与他“正好相反”，是“对应的反题”。这恰恰表明，伍先生谈论“民族哲学”时过于执着“非有即无，非正即反”的预设立场，这就是我说伍先生执念过重的原因。

第三，那么对于“民族哲学”话题，除了执着“非有即无、非正即反”的写法，还有其他的吗？有的，这就是我在《民族哲学》一文中力行的“澄清概念”的写法，它强调依据文献和逻辑，将涉及“民族哲学或哲学的民族性”提法的可能含义逐个列出，一一辨明其利弊，以便“清楚明白地”使用概念。当然，要“澄清概念”，首先需要尽可能地“悬搁立场”而不是“预设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