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释启鹏
在围绕国家兴衰的激烈争论中,制度决定论无疑是当下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声音。在20余年的时间里,一股“制度崇拜”的浪潮已经在学界全面铺开。制度决定论者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一条简洁且清晰的方案,那就是按照“好制度”的标准实现变革,且不需要考虑制度所处的文化与社会背景。然而,如此流行甚至被奉为“常识”的理论在现实中却面临诸多困境,第三世界国家鲜有因采取“好制度”而实现“发展逆袭”的,反而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本文认为,私有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存在严苛的前提条件,很多情况下反倒是“好制度”的建立阻碍了经济发展并加剧社会不平等。
“制度崇拜”得以在学界建构,有赖于两代学者的持续推进:首先,诺斯探讨了保护私有产权在“西方世界兴起”所发挥的关键影响;而阿西莫格鲁等学者则依托第三世界的研究,进一步强调政治制度的核心作用。他们的核心逻辑在于:经济发展依赖于投资,那些利用知识或资本进行投资的人们希望能够自由地使用这些要素并从中获利,但如果面临被政府或其他个人征收的风险,那么投资者们显然不会在这些地方实施投资。与此同时,制度决定论者充斥着宿命论的观点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纠缠在一起:都认为国家应该支持牢固的财产权、法治以及令市场和自由贸易得以运转自由的制度,而缺乏明晰的私有产权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和人类幸福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