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海波
现代中国哲学是在东西方哲学交汇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现代中国哲学家在进行哲学史研究、从事哲学创作、思想文化改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意义,很多哲学家都有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他们的方法论,既受西方哲学方法的影响,同时也有某些中国传统哲学方法的特色。其中,某些哲学家试图融合中国与西方的哲学方法,建立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哲学方法,既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也为世界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说法,“哲学”是日本学者西周对Philosophy一词的翻译,后来传入中国,逐渐为中国学者接受。在近代,陈黻宸、谢无量均认为“哲学”相当于中国古代学术中的“道术”观念。梁启超也曾建议将philosophy译为“道术学”。“道术”一词出自《庄子·天下篇》,它既包括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理论的部分(道),也应该包括如何运用这些基本理论的方法(术)的部分,其范围不限于儒学经学。在中国哲学中有很多讲如何求道、得道、修道方法的内容,这些都应该包括在广义的“道术”概念中,故我们说,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方法”的说法,但中国哲学中却不乏“为学之方”、修养方法的讨论。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不过因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在“为学之方”的问题上,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存在不同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