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创生叙事及其缺憾

文/龚刚 李姝

1926年，胡适以“中国文艺复兴”为主题在欧洲作了系列英文演讲，英国伦敦的《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在1926年10月8日的一则报道中称其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诚然，胡适（1891—1962）对“中国文艺复兴”固然推动甚力、贡献甚巨，但他是否能独超时贤而享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号，尚难定论。更重要的是，胡适并非首倡“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先驱，其新文学观也渊源有自，并非横空出世。本文并非意在探讨胡适在新文学诞生过程中的文学史地位问题，而是以此为学术视点，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创生叙事模式及缺憾，并进一步阐释其内在源流，思考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史叙事如何突破固有学术范式，继而打开具有生长性的文学史书写空间和增益性的学术史研究空间。

遮蔽与缺席：英雄传奇叙事下的无名者

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发展过程看，最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生书写遵循“新文学”与“旧文学”角力模式，“新文学”是“现代”战胜“传统”的结果。其叙事模式可被视为“英雄传奇叙事”。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了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创性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划定了时间起点。受历史条件和方法论的限制，这部文学史不免有观念先行、以论代史之伤。迄今学界较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述如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合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等，均以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序曲，将1917年设定为起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