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狄金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中国农地的整体性制度变革虽未发生,但围绕具体的经营制度却发生了诸多调整。要把握这些政策调整的内在机理,既要理解农地制度在中国体制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洞悉国家在农地制度调整中的实践机制与治理逻辑;同时也必须理解不同时期民情的变化,要把握具体的民情如何影响农地政策,并与体制性的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农地制度的调整。
体制与民情、规制与顺从构成了围绕社会秩序达成的一切治理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作为理想状态,体制与民情可以处在一种良性的互动结构之中,然而在实践中,体制总是试图对民情进行引导和规制,而民情却不总是按着体制所规训的方式来实践;当民情与体制不匹配,而民情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来“抵制”体制时,体制要么陷入“空转”的困境,要么进行自我调整以顺应民情。
体制与民情间关系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会挤压体制与民情之间的互融空间;同时也表现在民情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样态。民情自身的复杂性在于:在横向上表现为其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具有不同的秉性;在纵向上表现为时势变动而致使它随之发生改变。
在中国的语境中来理解农地政策的民情时,首先需要洞悉农地对于农户的意义:一方面,农地既是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政府赋予他们的一种福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