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书中的家国情怀

董明 张聚虎

摘 要：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保存流传下来的一封封珍贵红色家书折射出中国人深深的家国情怀——有国才有家。无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经济建设发展的和平时期，这些红色家书既是家人之间沟通感情、交流信息的纽带，又是报效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书。一封封红色家书见证了中华民族奋力崛起的伟大进程。

关键词：红色家书 家国情怀 革命年代 和平时期

家书是家人之间互通信息、沟通感情的工具，带有一定私密性，无论是在信息闭塞的遥远古代，还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抑或加快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和平年代，都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近代以来，在中国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和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中，留下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红色家书。通过这些家书，我们不仅看到了家人之间深深的爱，而且领略到了他们对国家浓浓的情。这一封封弥足珍贵的红色家书折射出一代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国才有家。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家书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历史，使中国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时期，遭受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本土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许多革命青年和仁人志士为了祖国的未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一曲曲悲壮的人生之歌。在奔赴革命战场时，他们深知九死一生， 但又割舍不下对家人的亲情。因此，他们往往把自己所有的情感和心里话蘸着血泪写在家书中，以此告慰亲人、表明心志。

1898 年9 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捕入狱，在狱中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志在变 法，谭嗣同其实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在入京实施变法时给妻子李闰写信说“：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1]在民族危亡之际，谭嗣同舍家抛业，甘愿牺牲 “小我”，为民族复兴流血献身，此等精神气概荡气回肠，在晚清社会中不啻为一股清流。

1911 年4 月24 日，留日青年学生林觉民参加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组织的广州起义，他偷偷在手帕上给父亲和妻子写了遗书。在给妻子陈意映的信中说“：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2]为天下谋永福是林觉民的志愿，即使与爱妻忍痛分离，他也希望妻子不要因为自己的死而过于悲伤。与林觉民同为福建闽侯人又一同参加广州起义的革命烈士方声洞在给父亲的书信中说“：儿今日竭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谓保卫身家也。”[2]方声洞认为，家与国共存亡，没有国，家就不能存在。为国而亡，心甘情愿。在家、国不可兼顾的两难之际，他们忍痛选择了抛小家、为大家，毅然决然地奔赴战场，献出了年轻又宝贵的生命。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革命领导阶级的局限和指导思想的落后等原因，无法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从而改变国家的命运。但是面对种种困难，仁人志士依然坚持不懈地追求人生理想，从一封封带血的家书中我们感受到他们伟大的灵魂和高贵的品质，那种心系国家、胸怀天下的担当和使命感激励后人继续革命、发奋图强。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家書

1919 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激起国内青年爱国学生的革命斗志“，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中，许多热血青年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中。时年21 岁的闻一多当时还在清华大学求学，5 月17 日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3]面对国家的处境，闻一多焦虑万分。他深知自己的担子很重，不仅为家，更为国“。故每归家，实无一日敢懈怠， 非仅为家计问题，即乡村生计之难，风俗之坏，自治之不发达，何莫非作学生者之责任哉！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3]。父母在老家已得知“五四运动”的消息，非常担心闻一多卷入其中受到伤害，为此，让其二哥、五哥写信敦促其还家。闻一多动情地说道：“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3]闻一多告诉父母，作为国家的一分子，在祖国遇到危难之际，应该积极投身其中，而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危，连牺牲都不能做到，还谈什么爱国？言语之间，慷慨激昂，充满爱国之情。闻一多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强的民主战士，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46 年7 月15 日，他不顾危险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演讲》，会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时年47 岁。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产生了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许多进步青年纷纷出国寻找革命方向和经验理论。1919 年9 月，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在给父亲李昌圭的信中表明走出国门的目的与愿望“：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作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4]1921 年1月30 日，周恩来给他的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主要意旨，唯 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察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 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5]周恩来在英国抱着虚心学习的 态度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期望找到有益中国之道路。1921 年春，任弼时前往苏俄留学，他在给父亲任思度的信中说： “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5]任弼时认为，作为青年一代，为国家和大众谋幸福是他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革命理想和中国的前途，老一辈革 命家们抛家舍业，远赴重洋，为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站在了新起点上。无数革命青年和群众为了家园和祖国奋斗。共产党员何秉彝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父亲写信希望他能够好好读书，当官发财，他在1924 年8 月24 日的回信中说道“：这是不对的——是绝对的不对！是夺去人的自由，坠[堕]落人的人格的！”[6]何秉彝体谅父亲的良苦用心，但是不能苟同。他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从事自己的革命活动，1925 年5 月31 日被帝国主义巡捕枪杀，时年23岁。1924 年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谢觉哉在给四弟谢式坤的信中说：“我看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必至亡国，说不定至于灭种，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7]信中透露出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担忧，更坚定了他继续革命的斗志。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腥风血雨，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惨遭杀害。袁国平在致母亲的信中说“：革命志士，莫不填膺，舍身赴敌……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8]南昌起义前，王尔琢在给父母的信中立誓“：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9]1928 年，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陈觉和赵云霄夫妇被捕。就义前，陈觉饱含深情地给妻子赵云霄写下了遗书：“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6]时隔九十余年，这封带血家书今日读来，依然令人感动。赵云霄被捕后宁死不屈，生下女儿一月余在长沙英勇就义，时年23 岁。牺牲前，赵云霄给女儿小启明留下了一封遗书：“小宝贝，我很明白的告诉你，你的父母是个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小宝宝我不能扶[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的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6]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不能陪伴孩子成长的遗憾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走上了刑场。共产党员熊亨翰也于1928 年被捕，牺牲时年仅34 岁，他在给妻子的遗书中说“：余之死……实系为国家社会，为工农群众，含冤负屈而死。”[10]为了理想、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年轻的何秉彝、陈觉、赵云霄、熊亨翰们离开了家园和生育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最后为祖国献出了最美好的青春，他们的牺牲和付出令后辈感动，更让后辈奋发图强。对于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我们要永远铭记在心。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 “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11]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10 月31 日，旅菲华侨林锡国在给子女的信中说道：“国难一天严重一天，凡是中国的国民，都要尽一份[分]子的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12]虽是家书，但是谈的都是国事，想的都是国家的未来。1932 年10 月3 日，共产党员周平民及其弟周健民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说“：热河边境已经失去一大块地，中国前途极为危险。”[1“3]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这宝贵的信笺中诉说更多的是对国家的焦虑和担忧，对自己的情况只是一笔带过。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屠杀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奋力反抗，留下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抗日名将、共产党员吉鸿昌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手，1934 年11 月24 日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就义前，吉鸿昌给妻子胡红霞留下了一封短短的遗书，信中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14]言简而意赅，坚定又无悔。1935 年初，共产党员刘伯坚被国民党俘虏，抱定必死信念的他在给嫂子们的信中说“：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15]在信中，刘伯坚嘱咐嫂子们不要为营救他而寻求于右任、邓宝珊等人的帮助，因为“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15]。为了国家和民族，刘伯坚物质上一无所有，但是他无怨无悔。1936 年8 月2 日， 在黑龙江一带率军民与日寇作战的赵一曼被捕牺牲，时年31 岁。就义前，她给儿子陈掖贤写了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16]为人母最大的遗憾是不能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甘愿牺牲。这一时期，许多热血青年纷纷走出家庭，为国效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很快又挑起了内战。期望和平的人民，愿望再次落空，只能和敌人继续作战，硬拼到底。共产党员赵铎心在1945 年中秋节前两天给妻子的信中说道“：家庭是重要的，但是做一个革命者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了看，弄好一个家庭，幸福只有少数几个人享受。我们中华民国也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伟大的，他包括了四万万多人和广大的土地……革命者应该把我们的爱给全人类， 那些无衣无食的穷人。”[10]赵铎心认为，革命者的目光不只能放在自己的小家庭中，而是要放在全国人民这个大家庭上。1947 年1 月8 日，赵铎心就义于上海青浦县，时年28 岁。参加革命的同志都知道，斗争是艰苦的，有时候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但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未来，牺牲也是光荣的。1947 年4 月22 日夜，革命战士查茂德在随部队南下作战时给妻子留下一封信说“：就是我牺牲了，也是很光荣的，是为革命而牺牲，是有价值的。”[10]正是有這些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杀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国青年的英勇付出，中国才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11]这些革命烈士热爱家园、心中有国，但在两者不可兼顾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为国献身，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值得我们终生铭记。

三、新中国时期的红色家书

1949 年10 月1 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清除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同时，中国人民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相比，环境上有较大变化，但是任务更加艰巨，更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1951 年11 月，于是之在湖南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面对新工作、新任务，于是之担心不能做好，充满焦虑。他在信中说“：村政权在许多地方还被敌人所掌握。我们只概念地了  解‘大陆已全部解放，因而没有了对地主的敌情观念。其 实土改是与志愿军在前方的工作一样的，是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啊！”[17]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还面临诸多危险 和困难，跟战场没有本质的区别。新中国成立之初，封建 思想还根深蒂固。1952 年吴玉章在给时任富春县县长的侄子林宇的书信中说道：“乡间封建思想还很浓厚，尤其婚 姻问题的旧习惯一时还改不过来，司法人员不遵行婚姻法， 以致现在全国为婚姻而死亡的不少，这是要特别注意的。”[4] 吴玉章要求侄子“依靠党，相信群众”，对于顽固分子的阻挠， “我们必须进行斗争来改正风气”[4]。信中吴玉章教育侄子要多听广播、多读书报，这样可以吸取很多经验教训，便于工 作的处理和开展，要求在处理问题时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严格执行政府法令。

1955 年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临行前得到情报称国民党反动派策划谋害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邓颖超在4 月10 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关切地说“：这次蒋贼是蓄意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18]信中，我们不但看到了邓穎超与周恩来的坚贞爱情，更看到了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之情。

新中国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步履蹒跚，需要学习和摸索经验。1957 年吴仲华院士带领新中国的科学代表团出访捷克和苏联，行程中收到很多付费讲演邀请，妻子李敏华在3 月15 日的信中告诉他说“：你这次因公出国，在外面是代表中国科学院中的一个工作者，作报告是为了文化交流，国际合作。”[9]李敏华从大局出发，动之以情地告诉丈夫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不能因为个人利益而影响国家利益。作为科研工作者，李敏华指出要不怕困难和弯路，要勇于探索。她对吴仲华说“：在摸索经验中，我们弯路走得多又有什么关系呢？以后的工作就能吸取教训。”[9]对于个人得失，李敏华认为，有理想人生就快乐“，听党的话，把自己的名利地位都放开，全心全意地投入摸索社会主义科研方法的伟大工作中去”[9]。在李敏华看来，在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面前，个人利益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为国家和人民服务，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老革命家们通过鲜血和努力换来了新中国，但是他们并没有凭借革命资本给自己和家人谋利益，而是在生活或学习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曾想通过毛泽东谋求官职，毛岸英在1949 年10 月24 日给其表舅向三立的信中说“：我非常替他惭愧……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9]毛岸英对亲舅舅提出了批评，并说，反动派骂共产党没人性，不讲人情，如果这种人情就是帮助亲戚朋友谋官发财的话，共产党是不讲这种“人情”的，共产党讲的“人情”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9]。董必武外甥王俊山曾想让董必武为其调动工作，被董老严词拒绝“，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9]。董必武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人也是同样要求。在董老看来，人民利益至上，人民的问题解决了，所有问题也就解决了，绝不能搞特殊化，从而损害人民的利益。1955年，刘少奇之子刘允诺正在苏联学习，因为和同学关系的处理问题，思想情绪波动较大。5 月6 日，刘少奇写信说“：被集体被人民抛弃了的人，是最可耻的人，你无论如何也不应成为这样的人，但你必须立即警惕，改正错误，否则，你是有这种危险的。”[5]对待儿子，刘少奇没有偏袒，而是严厉指出其问题，要求他改正，要把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用的人。从老革命家们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待家人不搞特殊化，要求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正是革命家们的无私奉献和努力工作，新中国逐渐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经济和社会的明显进步与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11]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言传身教，激励后代，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新时期的红色家书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国人民踏上了历史的新征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国家的工作重心，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风貌得到较大改善，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瞩目的东方大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人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才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0 年3 月31 日，正在军队学习的李谦收到父母的信： “儿，古人说得好‘：梅花香自苦寒来‘，要知甜中甜，必知苦中苦……军纪严明，这是对待一个军人起码的要求，没有铁 的纪律，军队无法打胜仗。”[13]信中，李谦父母谆谆教导儿子 要服从部队管理，要吃苦耐劳，遇到问题要主动适应和思考， 才能成长成才，才能为社会作贡献。面对改革大潮的冲击， 有的人奋进，有的人消沉，有的人迷失，有的人坠入犯罪的深 渊。1994 年6 月21 日，正在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读书的何金慧收到父亲的来信“：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 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 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 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13]何金慧父亲对女儿提出了较高要求，希望她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能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1997 年7 月1 日是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大喜日子，全国人民翘首期盼“。一国两制”将要由理论变为现实。在香港回归前几天，江西安福县的老党员彭攀桂写信给在国外留学的儿子彭朝阳和儿媳吴晓东，提醒他们收看香港回归的电视直播，他在信中说“：香港很快就要回归祖国了。爸妈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越来越激动……饮水不忘挖井人。你俩要把回报祖国，当做终身志向。”[13]通篇下来，都是在关注香港回归“、一国两制”、国家的强大、改革开放的好处。彭老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回国报效祖国“，饮水不忘挖井人”。在全国千千万万个党员和普通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和艰苦付出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走过了40 余个春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这些历史事实都可以从一封封普普通通的家书中得到验证。

五、新时代的红色家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更加坚定了祖国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给人民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地奋战在第一 线，与病毒抗争、与死神赛跑，挽救了一个个被病毒侵蚀的生命。一位医生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儿子，人生不应该只求得安逸，有奉献才能体现人生价值，晚年亦复如是。”[19]许多医护人员自动请缨，前往病毒重灾区的湖北武 汉、黄冈等地进行医疗支援。一位偷偷瞒着父母前往武汉抗疫的医生在信中说：“作为儿子，本不应该让您这么担心 的，但是作为医生，特别是一名党员医生，我必须来前线履行我的职责和使命。”[20]父母担忧儿子的安全健康，作为医 生的儿子认为参加抗疫义不容辞。没有煽情的话，也没有 豪言壮语，平实的文字却折射出这名医生的家国情怀，令人 动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许多“90 后”奔赴一線，一位“90 后”护士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是感染科的一名护士，心中的使命告诉我，一线需要我，需要我们这代90 后热血青年。”[19]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各条战线上的抗疫家书，有纸质的，也有电子的，除了互相安慰、打气外，说得更多的是战胜病毒的豪情、勇气和信心。2020 年，许多人在春节期间舍小家、顾大家，奔赴抗疫第一线，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习近平同志在3 月15 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的回信中说“：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21]习近平同志在回信中对新时代的青忘死”的英勇拼搏精神，同时，对新时代的青年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六、结语

变化的时代，不变的情怀，一封封红色家书承载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反反复复地叙说了家与国的鱼水关系——有国才有家。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和平发展，红色家书都为中国人民承载了太多内容和情感，既是家人之间交流信息、互通情感的纽带，更是报效祖国、为民服务的决心书。一封封珍贵红色家书的保存与流传，不但传承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而且见证了中华民族奋力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谭嗣同集》整理组. 谭嗣同集[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2]张敏杰. 一百封革命家书[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

[3]闻一多. 闻一多书信集[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4]本书编写组. 红色家书[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1990.

[6]高占祥. 革命先烈家书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7]谢觉哉. 谢觉哉家书[M]. 谢飞，编选.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

[8]《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 初心——红色书信品读[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9]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北京市委宣传部. 初心·使命·家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0]恽代英，邓中夏，赵一曼. 红色家书[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11]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党的文献，2016（4）.

[12]黄清海，沈建华. 抗战家书[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13]张丁. 图说红色家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4]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5]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8.

[16]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局. 重读抗战家书[M]. 北京： 中华书局，2015.

[17]于是之. 于是之家书[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M].

[19]潇湘家书活动组委会. 你信大爱我信你：潇湘家书· 抗疫篇[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

[20]张树波. 潇湘家书：抗疫一线医生写给家人的一封信[N]. 潇湘晨报，2020-03-06.

[21]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N]. 人民日报，2020-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