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中国青年

陈晨

1921年3月底，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正在憧憬着遥远的苏维埃俄国，一部分人已在奔赴莫斯科的路上，还有一部分人即将启程。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外国语学社的社秘书俞秀松也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他没有和其他人同行，而是孤身一人，独自上路。他此行的目的是去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路迢迢，道长且阻

3月初，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派人来上海，专程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送来一封邀请信。这封信后来在1921 年5月21日出版的《共产党》上作了全文刊载，信的大意是：青年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赤旗领导下的世界革命的先锋，执行总部设在柏林。1919年11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各国参会代表曾遭到禁阻。随着国际青年共产党员队伍的壮大，世界各国都建立了青年团组织。1920年夏，青年共产国际执行总部在中欧开会，决定1921年在莫斯科召开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讨论推翻压制的旧世界的争斗问题，并解决新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全世界超过一百万的青年共产党都将派遣代表参会。信中还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最好的青年团组织，希望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遣一名代表前去参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信中还言辞恳切地写了派遣代表参会的意义：“派遣代表的事，对于中国革命将有极大的结果。因为派代表的缘故，中国才第一次与国际社会运动接近。无论几多的文学，几千几百的讲演和讨论，都没有比派遣从你们中举出的一个代表，这样能够使你们和国际联合。”

送信的来使还告诉他们，青年共产国际计划邀请两名中国代表参会，除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邀请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派代表参会。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到信后，立刻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作了汇报。陈独秀已于1920年12月17日离沪赴广东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由李汉俊代理。李汉俊看罢信，很欣慰地对青年团员们说道：“邀请信写得很诚恳，诚恳邀请的背后，也意味着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力量正在受到世界的瞩目。我们应该派代表参加。”

经过商议，大家推选俞秀松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主义第二次代表大会。

人选有了，但是赴俄的路费怎么办？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这几年，党团经费一直没有固定的来源，始终捉襟见肘。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不出还能从哪里找来钱。

李汉俊也皱起了眉头，颇感头疼。他沉吟了一下，说道：“钱的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无论如何，一定要让秀松去莫斯科参加会议。这是我们青年团首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性会议，也是在为我们将来的革命事业打基础，意义非常深远。刚好外国语学社的学员陆陆续续要去东方大学学习，秀松到了莫斯科，还可以帮忙做些联络和管理工作。这些学员是我们培训选拔送出去的，将来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一定要管理好培训好。”

大家都点头赞同，开始分头筹款，大家伙儿凑了一点，找朋友借了一点，好不容易，勉强凑够了路费。

3月29日，俞秀松挥手告别了上海的一众朋友，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特别快车。窗外的田野、树木飞快地往后退去，春天变换着新的节奏冲击着俞秀松的视觉。去远方，去一个向往的地方，去和世界各国的青年共产党人会聚一堂，去聆听列宁振奋人心的演讲，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

3月30日，俞秀松到了北京，到原来参加工读互助团时的住地住了两日，处理了一些事务。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朋友听说俞秀松要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国际代表大会，问道：“我们团推选的代表是何孟雄，他早就出发了，你怎么现在还没走？听说大会是4月15日召开，你赶得及吗？”俞秀松惭愧地说：“因为川资问题，耽搁了一段时间。”

听得将和何孟雄一同参会，俞秀松很高兴。何孟雄是湖南炎陵人，比他大一岁，都曾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员，而且都在一组。北京工读互助团解散后，俞秀松和施存统去了上海，何孟雄继续留在了北京，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加入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尽管不在一起，但俞秀松还是不时听到关于何孟雄的消息，知道他一直很积极很活跃，曾组织发动70余工人开展索薪斗争，也读过他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的文章《劳工运动究竟怎么下手》，内心对他很钦佩。

哈尔滨火车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颁发给俞秀松的任命书

既知何孟雄已先行出發，俞秀松便也加快了前行的节奏。

4月1日晚，俞秀松搭乘南满铁路线前往长春，到了长春，换乘中东铁路线前往哈尔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铁路是受列强分段控制的，南满铁路受日本管辖，中东线铁路受沙俄残余势力管辖。俞秀松第一次赶这么远的路，一路感受祖国被列强分割之痛、国家主权被侵犯之恨、国家经济落后之苦，内心百感交集。第一次出国的兴奋，渐渐被耻辱、不平代替，积贫积弱的国家，该如何摆脱任人欺凌的局面？

4月4日傍晚五点半，俞秀松抵达哈尔滨。彼时的哈尔滨正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俄国、波兰、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等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或其他外交、侨务、商务机构都驻扎在这里，除了外事联络，也从事特工情报活动。十月革命后，这里也成了逃亡沙俄贵族和白卫分子的重要据点。

俞秀松提着简易的行李箱，走出哈尔滨火车站。夕阳笼罩下的北方城市陌生而疏离。

中东铁道直贯哈尔滨的腹部，铁路以西叫道里，铁路以东叫道外。俞秀松在道外走了一圈，只见街头脏乱不堪。看惯了南方小城的秀丽雅致，俞秀松对杂乱的环境颇感不适。转到道里，道里要干净整洁得多，外国人大多居住在此处。

俞秀松在道里的哈尔滨三道街4号中华栈安顿下来，又去街上找了一家面馆，解决了晚餐。这家面馆的面条有韧劲，很像他老家的次坞打面。次坞打面素以“硬且韧”著称，面案师傅制面时要用擀面杖拍打几百遍。幼时，父亲带他去镇上吃面，指着面案师傅手中的面团告诉他：“看看，这么软的面团，经过横打竖打，最后会变得石骨挺硬（注：浙江方言，意为很坚硬）。”后来，每次吃面，秀松总会想起父亲的那句话。

想家的念头一冒头，便抑制不住地蔓延开来，尤其此刻孑身孤行，倍感寂寞，那江南烟雨里的小城，更是让他牵肠挂肚。离开家乡已一年多，那个黎明的不告而别，初时以为是抗争的决绝，追求自由和理想的逃离，后来是绵绵无尽的思念和愧疚，此刻，是引颈南望的牵挂。这个季节，诸暨次坞镇周围的山上，一定满山遍野都开满了花吧？明天就是清明节，父母亲一定会带着弟妹上山给先人们扫墓吧？父亲一到梅雨季总会咳嗽不止，给父亲买的两瓶咳嗽药丸，寄放在朋友处，不知何时才能到父亲的手中？

穿过陌生的街头，他迈开大步，急急地往客栈赶，他想给父亲母亲写封信。两天后，他就要出境了，此去万里，阻隔重重，给家里寄信肯定不如在国内时方便。

回到旅馆，俞秀松把这一路的行程在信里详详细细地告诉父母：“我这次赴R（注：指苏俄），有三个目的使我不能不立刻就走：1.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注：原文如此，现常译国际青年共产党）定于四月十五日在R京（注：指莫斯科）开大会，他们于前月特派代表到中国来请派代表与会。我被上海的同志们推选为代表（中国共派两名代表，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北京的代表也是我从前在工读互助团的朋友，他已先我出发。我因川资问题，所以迟到现在），所以急不容待要先走了。2.上海我们的团体有派送学生留俄的事，我又被同志们推为留俄学生代表，因此又不能不先往R去接洽。3.我早已决定要赴R求些知识以弥补我的知识荒，乘了上面的两种公事的时机，我便不顾别的就走了。”

想了想，俞秀松又加了几句话：“父亲，你训诫我的几件事，我当时刻记在心头;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带在身边，不时诵读。我在北京照了一张相片，过几天，由北京的朋友寄到家中。我遥在几千里之外，引颈南望，惟祝家中人个个平安。”

写好的信往南走，远行的人往北走。家与国，越来越远了。

俞秀松后来才得知，何孟雄最终并没有如期抵达莫斯科。他行至中苏边界满洲里段时，被奉系军阀逮捕，关进了陆军监狱。在狱中，何孟雄经受了十指被钉竹签的酷刑，始终不肯屈服，没有吐露任何情报。身陷囹圄，何孟雄大义凛然，在监狱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诗，以诗言志：

当年小吏陷江州，

今日龙江作楚囚。

万里投荒阿穆尔，

从容莫负少年头。

李大钊得知何孟雄被捕后，忧急万分，组织多方力量进行营救，最终求得蔡元培校长同意，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发电报至黑龙江当局，何孟雄才得以保释回北大。

何孟雄在路上的遭遇，俞秀松幸而未遇。尽管一路波折不断，但他终于还是于5月底抵达了莫斯科。原计划4月15日召开的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种种原因，已决定延期。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交叉举行，共产国际三大定于6月22日开幕，7月12日闭幕，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定于7月9日开幕，7月23日闭幕。很多远道而来的参会代表，将同时成为两个大会的代表。

夜漫漫，与张太雷一聊就是通宵达旦

6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M·科别茨基为俞秀松签署了任命书：“任命俞秀松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特颁发此状。”

俞秀松郑重地接过任命书，双手微微有些颤抖。任命书上的俄文单词他还不能认全，但这张任命书传递给他一个友好的信息——他是被认可被接纳的，他代表的党团组织正在融入世界革命的大团结大联合中，他为此感到荣耀和自豪。

会务组把所有参会代表都安排在莫斯科留克斯酒店。和俞秀松同房间的，是另一名中国青年张太雷。

张太雷比俞秀松年长一岁，1898年6月出生，江苏武进人，原名张曾让，乳名泰来，意为“否极泰来”，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太雷”，取“泰来”谐音，也寓意愿化身大雷，震醒痴顽，打击强横。

张太雷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九岁那年，得外祖父资助，入常州西门外西郊小学读书。入学后，张太雷学习勤奋，每学期的成绩均列全班第一。课余，张太雷还阅读大量历史书籍、名人传记和文学作品，在同龄小学生中是一位“饱学之士”。

1911年春，张太雷小学毕业，校长见他少年有志，十分赏识，特意为他取学名张复，深含复兴家业之意，并资助他考进常州府中学堂预科学习。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常州中学的部分老师受革命思潮影响，常常把初步的民主爱国思想灌输给学生，这些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少年张太雷。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张太雷与瞿秋白等要好的同学欢呼雀跃，带头剪掉辫子，走上街头，宣传革命。

1915年，张太雷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但由于北京大学学制长学费贵，家境贫寒的张太雷难以维持，便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时任北洋大学校长是畢业于哈佛大学的留洋归国博士赵天麟，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爱国教育家。赵天麟在任期间，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北洋大学的“严谨治学”校风和“爱国奉献”传统，对张太雷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洋大学的老师知晓张太雷家境贫困后，介绍他到《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张太雷非常珍惜工作机会，谦逊好学，工作勤奋，很快担任了报纸的兼职编辑和翻译。《华北明星报》由北洋大学教授、美国人福克斯创办，是当时华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经常通过在美国、苏俄、欧洲等地的通讯记者，大量报道包括苏俄在内的国际新闻。通过这个平台，张太雷知道了很多中国以外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人们在思考什么，正在做什么，视野逐渐开阔，思想认识水平也逐渐提高。通过这个平台，张太雷还结识了俄籍汉学家鲍立维。鲍立维在天津时，居住在天津“特别一区”，张太雷与其来往密切，担任过他的助手。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太雷积极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天津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爱国反帝活动，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主要骨干之一。1919年6月1日，张太雷等四人组成北洋大学演讲第二团赴塘沽、大沽等地演讲，受到民众热情欢迎，以至“听者塞途”。8月，他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在北大结识了李大钊先生。李大钊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六年，与张太雷有很多共同话题，也很欣赏张太雷的才干。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张太雷开始从一名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4月，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到北京。在鲍立维的引荐下，张太雷拜晤了维经斯基。经过一番交谈，维经斯基很欣赏这位气宇轩昂、英语流利、很有才干的中国青年，邀请他担任代表团在华期间的英文翻译。张太雷欣然应允。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期间，与李大钊会晤，并多次与进步学生座谈，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对华政策，还带来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等一些有关十月革命的书刊。张太雷多次参加座谈，并为维经斯基担任英语翻译。通过维经斯基的介绍，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张太雷的脑海里渐渐清晰渐渐立体，以无产阶级革命改造中国的信念也在张太雷的心中坚定起来。

1920年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后，往来京津之间，为革命奔走。10月，在李大釗的指导下，张太雷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张太雷和团员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办了宣传工人运动的报纸《劳报》，并在长辛店、唐山铁路工人中开展宣传发动工作。1920年11月，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

1921年初，正在广州工作的维经斯基接到回国任职的密令，让他到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维经斯基立刻带着妻子离开广州，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维经斯基再次与李大钊相见，诸多感慨油然而生。去年春天，维经斯基一行肩负秘密使命，首次来到北京，如今，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不辱使命，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都撒下了共产主义火种。

维经斯基告诉李大钊：“我接到通知，让我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职。此外，还让我联络中国共产党，请你们派遣一位同志前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

李大钊一听，高兴地说道：“这是好事啊，可以密切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当即通过电话和陈独秀进行了商议，决定派遣张太雷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张太雷由此成为第一个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代表。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下设中国支部、朝鲜支部、日本支部和蒙藏支部四个支部。伊尔库茨克位于安加拉河与伊尔库特河的汇合处，是西伯利亚最大的工业城市、交通和商贸枢纽，也是东西伯利亚重要文化中心，西伯利亚大铁道是伊尔库茨克联系外界的主要通道。

1921年2月，张太雷随维经斯基赴伊尔库茨克，途经哈尔滨时，他给远在常州的妻子陆静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我并没有一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

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缓慢地西行，西伯利亚被皑皑白雪覆盖着，张太雷透过结着冰花的玻璃朝外望去，天地一片白茫茫。经过将近一个月停停走走，张太雷同维经斯基夫妇一道，抵达了伊尔库茨克。

1921年3月23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布第41号命令，任命张太雷为中国科临时中方书记，给予三级政治工作人员薪金，每月6160卢布，由红军第五军政治部提供。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张太雷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受命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并由他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三大的书面报告。

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帮助下，张太雷完成了长达15000字的书面报告。报告共分九个部分：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运动、妇女运动、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的前景，向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和重视依靠农民运动等设想。

舒米亚茨基后来在一份文件中介绍说：“这份报告是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写的，没有任何陈词滥调。它的基础乃是对各种力量和形势的严肃客观的评价。代表大会将据此做出结论，并制定出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方法和立场。在此报告中，我们解释了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发展过程何以形同激进知识分子的运动，并论述了现在的任务和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张（太雷）同志的报告中指出，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掠夺的中国，若想摆脱目前处境，唯一出路就是社会革命。我们写了这个报告，为的是将其纳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并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成熟。”

何孟雄

陈为人

俞秀松与张太雷曾因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事有过多次联系，1921年5月中旬，俞秀松途经伊尔库茨克换取通行证时，曾得到张太雷的热情帮助，两人年龄相仿，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也都一致，一时引为知己好友。同住一个房间，俩人常常一聊就是通宵达旦，谈论最多的是交流各自开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情况。俞秀松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张太雷赴俄前是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两个团的工作各有亮点，俩人都觉得对方的团工作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热血沸腾，《国际歌》有了中文版

一日，张太雷把一位长相斯文、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年轻人带到与俞秀松同住的房间，介绍说：“秀松，这是我的老乡、常州中学的同学瞿秋白。秋白是大才子，文章写得好，他是北京《晨报》的记者，专门前来报道大会。”

俞秀松早就听闻过瞿秋白的大名，拱手道：“久仰久仰！”

张太雷颇为自豪地说：“秋白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还是秋白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呢。”

俞秀松高兴地叫着：“太雷同志，秋白同志。”三个人的手紧握在一起，都开心地笑了。在国内时，尚不能在公开场合称呼“同志”，但是来到莫斯科，耳边听到的都是“同志”，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

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和俞秀松同年。其祖上是宜兴望族，其父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生性淡泊，不治家业，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伯父瞿世琥接济。1909年春天，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与张太雷为同校校友。辛亥革命后，伯父瞿世琥弃官杭州，停止对瞿秋白一家资助。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靠典当、借债度日。1915年冬，瞿秋白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其母不堪忍受种种精神压力，愤而自杀，家境愈发艰难。

1916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资助，赴漢口，寄居在京汉铁路局当翻译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考入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演讲活动， 6月3日因上街演讲被捕，6月8日获释。

7月17日，瞿秋白在《晨报》上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分析了拒签巴黎和约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国际局势，提出了作为主权国所应采取的三点应对策略，希望中国政府在外交中“需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

1920年3月，瞿秋白加入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瞿秋白还与郑振铎等人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新社会》影响甚广，从上海、济南、长沙、温州、杭州到四川、广东、广西和东北，都有代办处。《新社会》为瞿秋白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印下了他早期思想变化的踪迹。他逐步倾向社会革命，转向广大劳工阶级;从杂糅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初步转向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转变，是他不久后赴俄的思想基础。1920年5月，《新社会》被查封，罪名是“主张反对政府”。

1920年秋，北京《晨报》社和上海《时事新报》社，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形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瞿秋白、俞颂华和李宗武被选聘为派驻俄国的特派员。瞿秋白的亲友大多不理解其赴俄的决定，纷纷劝阻。当时列强大肆攻击新生的苏俄政权，不知真相的普通民众常常闻苏色变，而且前往苏俄路途遥远，危险重重，秋白文弱，是否能够经受一路的辛劳和险阻？瞿秋白感谢亲友好意，但表示心意已决，仍将“自趋绝地”。他后来在文中写道：“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他本不满足于“隔着纱窗看晓雾”，迫切希望赴苏俄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研究社会主义革命，以“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略尽一份引导中国新生路的责任”。

1920年10月18日，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乘坐中国派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一行的专车，前往苏俄。中途，遇谢苗诺夫白军残部与远东共和国红军激战，只得在哈尔滨滞留了50天。在哈尔滨期间，瞿秋白写了9篇通讯，又与俞颂华、李宗武合作写了4篇，报道日本势力的动向，报道国人所关注的远东共和国和苏俄的情况。他采访了中东铁路沿线的苏俄干部和同情苏俄的侨民、旧俄党派机关报《俄声》、白匪谢苗诺夫的机关报《光明》的主笔、俄共（布）机关报《前进报》总经理等不同派别的人物，比较之下，深感俄共“对于中国的感情很好，而深恨日本”。12月16日，交战双方停火，局势渐趋稳定，瞿秋白一行再次登上专车，进入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经过40天的缓慢前行，经赤塔、鄂木斯克、秋明、乌拉尔山上的科东站、伏尔加河，终于在1921年1月25日晚上11时，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

在俄罗斯，瞿秋白参加了全俄华工大会及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常去艺术场馆、文化胜地参观，观看文艺演出，接触诗人和作家，采访民众，收集了丰富的素材，撰写了大量文章。他说：“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社会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入新文化的出发点。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堂罢。”

在莫斯科相遇的瞿秋白、张太雷和俞秀松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相谈甚欢。瞿秋白谈来到苏俄后采访到的见闻，张太雷谈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情况，俞秀松谈上海的党团建设情况，三人还经常讨论如何让中国的革命得到世界的关注和支持。

瞿秋白1921年摄于莫斯科

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

这一日，瞿秋白来到张太雷和俞秀松的客房，说道：“来来来，我们来学唱国际歌，到时开大会时所有代表都要一起唱。”

张太雷哼起了《国际歌》曲调，说道：“《国际歌》，我会唱啊。”

瞿秋白拿来一张纸来，说道：“我把《国际歌》译成了中文。开会时各国代表可以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唱，我们用中文唱。”

张太雷、俞秀松一听，马上凑过来看歌词，学唱《国际歌》。

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满腔热血沸腾，

拼死一战决矣！

旧社会破坏得彻底，

奴隶们起来，起来！

新社会创造得光华。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從今要普有天下。

这是我们的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尔人类方重兴！

这是我们的最后决死争，

同英德纳雄尔人类方重兴！

激昂的旋律与优美的中文一结合，立刻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唱着唱着，张太雷、俞秀松感觉得浑身的热血正在沸腾。

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后来发表在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他是第一个把《国际歌》译成中文的人。

参会的中国代表中混入了投机分子和叛徒

一日，张太雷从外面回到酒店客房时，很气愤地跟俞秀松说道：“你知道我今天在宾馆大堂里看到了谁吗？江亢虎！而且我一问，他居然取得了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资格。”

俞太雷一听，也激动起来，说道：“这个投机分子，居然钻营到莫斯科来了！”

江亢虎何许人也？为什么张太雷、俞秀松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情绪激动？

江亢虎自称是“中国社会党”的领导人。1911年，江亢虎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自己担任“上海本部部长”。之后，中国社会党发展迅猛，一度党员人数达到52.3万人，在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490多个党支部。1913年，袁世凯镇压中国社会党，杀害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同年8月，江亢虎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宣布解散中国社会党，自己避走美国，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助教和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等头衔。获知列宁创建共产国际后，江亢虎马上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自称中国社会党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得到了共产国际的信任，并取得了代表证和表决权。

不多时，俞秀松也气愤地告诉张太雷，他在代表名单里看到了姚作宾的名字。

姚作宾原是“五四”期间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在第二次学生大罢课期间已经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张太雷和俞秀松后来了解到，姚作宾在国内已被认定为叛徒，但他不死心，仍然四处活动，企图在共产国际获得合法地位与支持。1920年5月，他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俄国人援助中国革命，得到承诺后即回国秘密组织“共产党”，后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

说起姚作宾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俞秀松十分不屑：“姚作宾代表的所谓‘中国共产党，纯粹是投机取巧的产物。”

张太雷说道：“江亢虎和姚作宾利用俄国人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企图鱼目混珠，这两人太卑劣了！”

俞秀松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姚作宾的‘共产党和江亢虎的‘社会党都被共产国际认可，势必造成中国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现象，将会使人心混乱，给中国的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困难。”

张太雷很坚决地说：“我们一定要揭发他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俞秀松与张太雷经过商议，决定联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揭露江亢虎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信中很郑重地写道：“我们很重视这件事，因为它会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损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我们请您注意这一点。”

接着，俞秀松又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姚作宾是北京学生运动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求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认定，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

共产国际收到报告和信件后十分重视，对张太雷和俞秀松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审慎的研究，最终决定收回姚作宾、江亢虎的代表证，从而维护了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唯一支部的合法地位。

共产国际大会上第一次响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大剧院五千余个座位座无虚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季诺维也夫宣布开会，全场爆发如雷般的掌声。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出席这次大会的有52个国家103个政党和组织的600多名代表。

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俞秀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开幕式后，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举行。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馆藏的署名张太雷的《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俄文本）封面及内页（部分）

俞秀松（坐者右四）、张太雷（站者左五）、瞿秋白（站者左四）、陈为人（坐者左四）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会议期间与各国部分代表合影

7月12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在当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三次会议，将讨论东方问题。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今天的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

关于这次发言，舒米亚茨基后来在一份报告谈到：“由于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本以为，中国代表团不仅没有表决权，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我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已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是何等热情地对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团。”

发言之前，张太雷内心有些忐忑，这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在国际性会议上亮相，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声音，我的发言将关系到世界各国代表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关系到中国的革命是否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世界各国的关注和支持，这是何等艰巨的使命啊。

会前，张太雷反复斟酌，从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選取了其中的精要，作为发言的内容。一有时间，张太雷就拉着俞秀松和瞿秋白，让他俩当听众，听他一遍遍练习。

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到一个多小时时，大会执行主席郑重宣布：“由于上台发言的人比较多，请下面发言的代表每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

“5分钟？这怎么讲呢？该选取哪些重点？”张太雷翻动着手中的稿子，一时有些措手不及，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迅速调整思路，掏出纸笔，列出简要提纲。

时间就在他凝神思考时一分一秒飞快地过去了，很快，张太雷就听到大会执行主席喊他的名字——“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

张太雷迅速站起来，从容地走向讲台。代表们都以热情新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来自中国的红色使者。

张太雷走上讲台，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开始了演说：“亲爱的同志们，我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和中国反帝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但是时间有限，在5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阐明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

他说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单是远东应该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都是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如果不制止它，将会严重阻挡远东各个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英美一样，已经成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革命将会成为严重的阻碍！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今后对远东的革命运动，要更多地加以注视，要不惜一切给予支援！世界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整体，你们如能更大地关注、更多地支持、支援中国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各种革命力量也一定会给你们以巨大的援助！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这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在全世界实现而奋斗。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帝国主义。”

张太雷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把远东的问题尖锐地摆出来，使得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们心头为之一震。

演说完毕，张太雷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楼上楼下的代表们为他的演说所感染，纷纷站起来向他热情鼓掌。主席台上列宁等领导人也含笑注视着这位出色的中国革命使者，为这个年轻的代表频频鼓掌。

作为记者的瞿秋白，充分显示出优秀的职业素养，时而在会场凝神倾听，时而观察听众的精神状态，时而追着相关人物采访。他记述了托洛茨基的《世界经济现象》提案和发言，描写了听众高昂的情绪，更是用浓墨重彩描写了列宁的光辉形象：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在安德莱厅走廊上，瞿秋白与列宁相遇，他喜出望外，赶紧上前：“列宁同志，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我想向您请教几个关于东方民族和殖民地的问题。”因为激动，瞿秋白的声音有些发抖。列宁微笑着看了看面前的中国青年，轻轻颔首，略谈了几句，便道歉一声，匆匆离去。瞿秋白望着列宁的身影，久久没有收回目光。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时，会场响起了用各种语言高唱的《国际歌》。来自中国的青年张太雷、俞秀松、瞿秋白等人，唱起了瞿秋白翻译的中文版《国际歌》：

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满腔热血沸腾，

拼死一战决矣！

旧社会破坏得彻底，

奴隶们起来，起来！

……

中国青年与世界各国的代表们站在一起，共同高唱《国际歌》，他们的声音与世界的声音连成了一片。

7月9日至23日，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俞秀松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国语学社的学员陈为人作为中国留学生推选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俞秀松围绕中国青年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青年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社会阶级的初步分析和近期的前景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介绍说：“中国青年运动发轫于1919年”“这场遍及全中国的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同时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开端”“这个运动完全改变了以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中国的整个青年一代对古代中国的一般文化提出了疑问”。俞秀松还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过程和建立后开展的工作：“我们的学生团员到工厂，装扮成工人。在上海、长沙和中国的其他工业区开办了夜校、午校。宣传小组每周在街头组织集会，与广大民众聊天。青年团把它视为他们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以帮助工人改善劳动条件、获取较高的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俞秀松在报告中，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机构、组织原则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本年初建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密切配合党的工作，服从于党并与党一道在工人和士兵中间工作”“团接受党布置的组织罢工和进行其他政治活动的任务。同时，团在自己的工作中保持独立性”。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今后的任务，俞秀松介绍说：“团近期的任务是建立紧密团结的中央领导机构，以集中全团领导和监督团的活动，研究一些问题，并向地方支部发出指示。”

俞秀松的报告，让青年共产国际和各国革命者开始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青年运动的状况，也使中国青年运动与世界青年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7月23日，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柏林迁到莫斯科。

大会结束后，俞秀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数月。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致大会开幕词，并作了政治报告。俞秀松、宣中华、张秋人、瞿秋白、任弼时、萧劲光、柯庆施等中国留学生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盛会。俞秀松还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在大会宣言上签了名。会议期间，他们还幸运地得到了列宁的接见。

1922年3月，俞秀松结束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回到上海。在他奉命出使莫斯科期间，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及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

（责任编辑：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