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桢栋, 蒋妤婷, 陈有菲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政府“提供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1]。为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考虑与公民需求、特征和分层等的“适合度”问题,即服务的“可及性”问题[2]。
可及性不仅要求保障公民能便捷及时地获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的服务,还要求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能满足公民的公共文化需求[2]。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作为一个评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城乡居民之间“适合度”的概念,已经成为评价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重要指标,具体可从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和可适应性(Adaptability)(1)可获得性关注服务的容量,如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的种类与数量。可接近性关注公民使用服务的受阻情况,如时空距离、交通成本、是否存在歧视。可接受性关注使用者的心理感受,如服务内容、服务人员素质、服务过程是否符合使用者的社会文化期待。可适应性关注机构的动态调整能力,如是否能根据需求的变化适时地调整管理机制、服务程序和服务技术,以及制度设计能否根据反馈适时地修正。四个相互联系的维度进行分析和评价[2]。
“十二五”以来,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利用率不高和未融入群众生活的问题依旧存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发挥仍然不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