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演化逻辑和理性审思
——对西蒙与沃尔多学术论辩的回溯

盛中华，范柏乃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都有赖于自身进行反思的能力，公共行政学当然也不例外。行政学的百年发展史是一部迂回曲折的演进史。英国著名学者史蒂芬·奥斯本将该学科发展脉络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治理。[1](p1-2)其中，传统公共行政起源于1886年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最终以1937年古利克和厄威克合编的《行政科学论文集》为标志，象征该范式的发展迎来高峰。

但遗憾的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似乎未能坚守最初的理论旨趣和价值信条。它过于强调非人格化的行政模式，与现实的发展状况表现出很强的不适应性。最终在20世纪40～60年代，遭到大规模的质疑与批判，学科发展面临“身份危机”和“宪法危机”。[2](p15-29)这场危机集中表现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其范式嬗变的实质是行政与政治、功能与结构间的互斥与互补。[3](p45-53)不少学者就此探求公共行政的拯救之道，包括1946年西蒙的《管理行为》、1947 年达尔发表在《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上的文章、1948 年沃尔多的《行政国家》等。在纷乱嘈杂的探讨声中，学者们或结盟、或敌对、或中立。这表明，行政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专家们的理性审思，更是一项充满激情的自觉事业。[4](p9)这其中，以西蒙和沃尔多为代表的两派学者开展了不同学术倾向的论辩，构成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背景。西蒙代表管理主义路径，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构建一门科学，致力于追求效率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