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珍宝　寒凝美器

郭婷

摘 要：1987年，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里出土了一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这些玻璃器是世界伊斯兰考古的重要发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中西交流的繁荣，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工匠们非凡的创造力和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的时代精神。将法门寺地宫出土玻璃器与国内外同时期的玻璃器在器形、制造工艺和纹饰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考证这批玻璃器的制造时代和产地，而后推测唐代域外玻璃器受欢迎的原因，最后探讨其所反映的社会风貌和文化交流。

关键词：法门寺;玻璃器;伊斯兰风格;中外文化交流

玻璃的制作历史源远流长。伊朗高原因蕴藏着丰富的石英砂矿产资源，所以玻璃制作工艺早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经过萨珊王朝时期的积淀，公元8～9世纪以后，伊斯兰玻璃器的制作技术已有很高的境界，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印压、描金等工艺的运用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汉魏时期，域外玻璃器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独特的玻璃制造工艺。

1 法门寺地宫出土玻璃器的工艺与年代

1987年在法门寺地宫里发现了20件玻璃器。据《物帐碑》记载，这些玻璃器和金银器、瓷器、丝绸一样同为唐僖宗李儇的供奉品，根据装饰工艺可将这些器物划分为四个大类。

1.1 贴丝、贴花工艺

贴丝、贴花是玻璃热加工装饰工艺的典型代表。如淡黄色玻璃瓶（图1），通高21厘米，腹径16厘米，瓶外壁粘饰花纹，无模吹制而成。关于该瓶年代与产地，齐东方先生认为《物帐碑》中并未记录此瓶，它应当为法门寺原物，时代要早于其他被记录的玻璃器。又依据其造型、工艺综合分析推测该瓶应该是萨珊产物，制造时代应为公元8世纪。①安家瑶先生认为该瓶与地宫中带纪年的器物共出，提供了年代的下限，即塔基的建造年代—公元874年，故倾向于该瓶产于公元8～9世纪的地中海东岸。②

1.2 刻纹、刻花工艺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6件玻璃盘运用了玻璃冷加工装饰工艺中的刻纹和刻花工艺（图2、图3）。玻璃盘通体蓝色，纹饰布满盘面，多以枝、叶、花为主题，并使用几何图案和平行细斜线纹作为辅助图案。其中有两件琉璃盘在刻纹的基础上用金色描绘出主线条，使其更显华丽、璀璨。这6件玻璃盘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康宁博物馆收藏的来自伊朗高原内沙布尔的玻璃残片在制作工艺和纹饰上颇为相似。唐咸通十五年（874）正月，这些刻纹玻璃盘同其他供奉品一起被藏入地宫。因此，可推测法门寺出土的刻纹玻璃盘很可能产于公元9世纪伊朗高原的内沙布尔。③

1.3 釉料彩绘工艺

玻璃制造中的釉料彩绘工艺和釉陶工艺应同属一脉，如罂粟纹釉彩琉璃盘（图4），高2.7厘米，口沿外径14.1厘米，略呈黄绿色，盘内绘有罂粟纹、弦纹和半圆弧纹。据资料显示，内沙布尔曾出土过大批公元8～9世纪的彩绘釉陶，之中便有在以浅黄色为底绘制黑色图案的器物，图案中连珠纹、三角纹和半弧形纹较为多见。法门寺地宫中所出罂粟纹釉彩琉璃盘和这些彩绘釉陶在工艺、纹饰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故推测该盘的原产地可能是伊朗高原的内沙布尔。③

1.4 模吹印花技术

直筒杯是伊朗高原的常见器物，流行时间很长。法门寺地宫所出印花直筒玻璃杯，通高8.4厘米，口径8.2厘米，深腹直筒，腹壁略微向外鼓，外壁面装饰有菱纹、环纹、扁联珠纹等纹饰。直筒杯在中国鲜见，是舶来品无疑。《物帐碑》中并没有记录此杯，考古发掘表明，法门寺地宫封闭后没有再次打開过，故此杯应为法门寺旧藏。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中曾发现有2件大小不一的直筒杯，据《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记载，唐大中二年（848）发掘旧塔基时获得“银塔内有琉璃瓶二，小白大碧，两瓶相盛，水色凝结”①，这里提到的“小白大碧”玻璃瓶可能就是大小直筒杯，年代下限应在唐大中二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直筒杯与静志寺所出玻璃杯造型相同，时代也应相仿，至于它们的产地应该都在伊朗高原。②

法门寺地宫中还出土了素面玻璃器皿11件，依据器形可分为4种。其中包括2件淡黄色直筒杯（图5）、4件蓝色玻璃盘、2件侈口圈足蓝绿色玻璃盘、1件圜底细颈深蓝色玻璃瓶件、1件淡黄色琉璃茶碗、1件淡黄色琉璃茶托。

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碗、茶托（图6）与同出的玻璃器不同，是较为典型的中国器形。以往学术界将其定义为国产玻璃器，但从最新的无损检测报告来看，这两件玻璃器中氧化镁和氧化钾的含量均超过了1.5%，应属植物灰型钠钙硅酸盐玻璃，与本土铅钡、高铅玻璃差别较大，故茶碗茶托并非自产，推测可能是外来的玻璃匠人在当地加工生产的。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批玻璃器，除茶碗、茶托可能是外来的玻璃匠人在本土加工生产的，具有典型的本土风格，其余的在器形、纹饰、制作工艺方面多可参照伊朗内沙布尔的玻璃制品，故推测其可能是从伊朗内沙布尔输入的一批贡品或商品。③

2 唐代外来玻璃器盛行的原因

2.1 精神追求

琉璃是佛教“七宝”之一，玻璃制品历来备受佛家喜爱。以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敦煌莫高窟为例，其唐代佛教题材的壁画中也有一些用于礼佛的玻璃器，画工使用了透视的画法，所绘器物透明度高、造型简单朴素，容易辨识。

莫高窟第225窟（中唐）壁画中绘有手持玻璃净瓶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件玻璃净瓶在造型上与同期玻璃器实物无异;第199窟（盛唐）西壁南侧观音左手也持有细颈玻璃瓶，瓶身上腹部装饰有花纹，带有瓶盖，推测可能是个香水瓶;第322窟（初唐）南壁菩萨手中持有白色玻璃盘，褐色勾勒出盘口，并用均匀的圆点图案装饰;第401窟（初唐）菩萨右手托举浅蓝色玻璃盘，盘子的装饰手法与第322窟相同;第159窟（中唐）西壁南侧的普贤菩萨左手上绘有点圈纹玻璃盘;第217窟（盛唐）观音菩萨左手所端的浅蓝色玻璃盘上也有圆点装饰。这些带有圆点装饰的玻璃盘与同时期本土的装饰风格有所差别，显示出浓郁的外来色彩。另有第57窟（初唐）南壁阿难手托蓝色玻璃钵1件、菩萨手持绿色玻璃盘1件，第199窟（盛唐）西壁北侧菩萨手持玻璃杯1件。玻璃器以菩萨手持为多数，若器物中有花则以莲花为主。

2.2 社会地位的象征

上层人士喜欢利用稀有的事物来彰显自己的身份。西晋文学家潘尼曾在《琉璃碗赋》中用“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④称赞玻璃碗。唐代宫廷中还出现了“琉璃窗扉”，唐人王棨在《琉璃窗赋》中歌颂琉璃窗扉：“彼窗牖之丽者，有琉璃之制焉。洞彻而光凝秋水，虚明而色混晴烟。”⑤一些玻璃饰品也备受当时妇女的青睐，《新唐书·五行志》载“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又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①。以玻璃所制钗、钏为发髻装饰，起初只流行于京都贵族妇人间，但这一风尚很快也对平民社会产生了影响。《新唐书·车服志》即云：“庶人女嫁有花钗，以金银琉璃涂饰之。”②当时外来玻璃器稀缺且华美异常，从传入之日起就备受皇家和贵族的青睐，用其作为装饰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体现。

2.3 认知的局限性

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器物，玻璃器为什么能与金银器、秘色瓷、丝绸等贵重物品一起敬献于佛，它定然与今日我们司空见惯的玻璃器有所不同。在唐人心中，玻璃器同金银器、珍贵瓷器同等重要，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更是上层人士争相追求的珍宝。但结合文献资料分析，玻璃器在当时备受推崇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其制作材料、工艺不太熟知，以为玻璃器是大自然的产物。唐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这样说道：“《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红、紫、绀十种琉璃。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③连颜师古这样博学多才的大家都把玻璃当作自然之物，更别说普通民众的认知了。因此，当时人们的认知局限也是外来玻璃器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3 丝绸之路与玻璃贸易

我国古代虽有自产的铅钡玻璃和高铅玻璃，但烧制温度较低，质差易碎，与西域进口玻璃的质量差别很大。隋唐之前，由于域外玻璃器造型奇特，装饰华丽，又远道而来，所以备受上层人士青睐。出自中东的玻璃制品也通过陆海两道被广泛输入中国各地，其实物多散见于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考古发掘中，最远可达辽河流域。除各地考古发现外，《西京杂记》和《三辅黄图》等文献中也记载了汉武帝时外域进贡的精美玻璃器。

隋唐时期，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隋文帝杨坚曾令工匠何稠仿制域外玻璃器，何稠在传统制瓷工艺中寻找出适宜的配方，制作出与域外玻璃器相差无几的玻璃器。另外，佛教在此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唐代京兆释道宣编撰的《广弘明集》记载了隋文帝仁寿元年（601）至仁寿四年（604）在全国大量修造舍利塔一事，玻璃器是盛放、供养舍利的核心器物。唐代又创立了多重宝函瘗藏舍利制度，中国化的瘗藏舍利制度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这也为玻璃的生产和贸易带来新机遇。

隋唐之后，北方地区的墓葬中多有伊斯兰玻璃器出土，数量较多当属辽代遗物。综合分析后发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也很难都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公元4～6世纪，我国东部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西部各民族之间也战争频发，东西难以通过传统的交通道路进行往来。然而，战乱并未挡住中西交流的步伐，西北各部连年征战多是为了争夺中西商路的控制权。此时东部若想要与西方诸国往来，不得不另寻新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由此复兴。

发展至辽代，契丹民族称霸北方，与域外联系紧密。《辽史》记载天赞二年（923）“六月辛丑，波斯国来贡”④。次年（924）“九月癸亥，大食国来贡”⑤。辽金时期多次成批出现的伊斯兰玻璃器也解释了这一现象。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中国北方草原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仍然比较繁荣，并通过这条路线获得许多伊斯兰玻璃器。晚唐、宋、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器多为9～11世纪的作品，应该是当时传入中国的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