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子路的评价及其原因分析

宋豪 李明航

通过对《论语》全文分析，并结合《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史料记载，总结出《论语》中孔子对子路的评价有“好勇”“野”“喭”“果”“兼人”“具臣”“佞”“升堂未入室”等，展現出子路更加全面立体的人物形象。通过全面分析孔子对子路评价形成的原因，总结出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以及孔子对“勇”“君子”“中庸之道”“为臣之道”的定义。

《论语》中“子路”二字出现48次;“季路”二字出现4次;“由”字出现35次;与子路有关的有26处，包括仲由3处。子路其名共计出现78次。“子路”二字出现于32个章节，“季路”二字出现于4个章节，“由”字出现于19个章节，除去重复，《论语》513章中，子路其名共计出现于41个章节。由此可见，子路作为孔子弟子，经常跟随孔子左右，受到孔子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深受其影响。

以往人们对子路的认识，更多是从“好勇”的角度来看。而通过对《论语》文本分析，结合《史记》记载，可以看出孔子对子路的评价是“好勇”“野”“喭”“果”“兼人”“具臣”“佞”“升堂未入室”等。孔子评价子路的本性喜好为“好勇”，孔子评价子路的言语表达为“野”和“喭”，孔子对子路的行为举止评价为“果”和“兼人”，孔子对子路的从政能力评价为“具臣”和“佞”，孔子评价子路的音乐和志向境界为“升堂未入室”。

一、本性好勇

《论语》中“勇”字出现16次，散见于12个章节。孔子评价子路的本性喜好是“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首先说明孔子评价子路为“好勇”。其次子路的“好勇”却并非孔子所说的君子“三达德”之“勇”。再次子路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孔子，就会“过犹不及”，不知节制。故孔子最后评价子路是“无所取材”。

孔子认为修身必先读书为学。而子路不重视好学修身，认为“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更认为正名是“迂”的表现，故被孔子斥为“佞”。为此，孔子通过“六言六弊”告诉子路“好勇”的基础是“好学”。孔子认为勇是以“义”为上，而子路问勇，却没有阻止季氏发动不义之战，没有见义勇为，非孔子所谓君子之“勇”。孔子认为勇的行为过程要符合“礼”。子路作为孔门弟子，却“使门人为臣”，僭越礼法，被孔子斥为“行诈”。孔子认为勇要有智谋，认为子路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是莽夫之勇，血气之勇，勇而无谋，勇而无智;不如“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勇。孔子认为勇者不惧是“勇者”的最高境界。当子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时，不假思索，直接暴起要杀人，以力服人，是匹夫之勇、血性之勇，也体现出其惧怕流言蜚语的攻击。而孔子，不惧流言的恶意中伤，不怨天不尤人，以命相劝，阻止子路，真正做到了“勇者不惧”。不仅如此，孔子在面对“陈蔡之围”的生死困境时，同样展现了“勇者不惧”的境界。

子路本性“好勇”，却表现出“好勇不好学”“勇而无义”“勇而无礼”“勇而无谋”“勇而有惧”。孔子提倡的君子三达德之“勇”是：“好勇”以“好学”为基础，“勇为”以“义”为动机，“勇”的行为以“礼”为规范，“勇为”的过程以“知”为价值判断，“勇者”的表现为“不惧”，“勇”统摄于“仁”。为此，孔子教导子路要勇而好学、勇而有义、勇而有礼、勇而有智、勇而不惧。

二、言行野喭

《论语》中“野”字出现3次。“野哉由也！”（《子路》）是子路认为孔子为政先正名的“迂”，而孔子则斥责子路为“野”。“质胜文则野”（《雍也》）根据孔子对“野”的定义看，子路是质好勇而文不足。“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先进》）《论语》中“喭”字的出现只有1次，“由也喭”（《先进》）质言之，孔子对子路的言行评价是“野”“喭”。

孔子认为治国必先正名。而子路认为“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从子路的言语来看，其言语是粗俗的，是野而无知的。从子路的态度来看，其行为对孔子是不敬的，是野而无礼的。从子路的思想来看，其认为正名思想不合时宜。因此，孔子评价子路“野哉由也！”而孔子对“野”的评价是“质胜文则野”（《雍也》）。

在《论语·先进·侍坐》篇，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其言有让。而子路主张为政以勇，其言不让。孔子主张谨言慎行，谦虚礼让。而子路言行表现则为鲁莽武断，骄傲自大。孔子不仅发出了“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的感叹，而且指出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的礼让思想。由此看出，子路言行野而不让，思想为政以勇，而孔子认为君子之言行在于“文质彬彬”，君子之争在于“揖让”，治国之政在于“正名”与“礼让”。

孔子认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而子路“问事鬼神”“敢问死”（《先进》）。当孔子疾病之时，“子路请祷”（《述而》）。孔子认为礼的内在本质是仁，礼的情感基础是孝，而非“玉帛”和“鬼神”。孔子认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而子路“问事鬼神”“问死”“请祷”“淫祀”，皆是野而无知的言行表现。

子路言语粗俗，顶撞孔子;其言不让，非“君子之让”;为国以勇，非“礼让为国”;问事鬼神，言语无知;请祷淫祀，行为近“谄”。这是孔子评价子路“野”“喭”的原因。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政治上提倡“正名”和为政以礼让的思想，在做君子上，提倡文质彬彬和揖让的言行标准;在对待鬼神上，提倡敬而远之的态度。

三、果而兼人

《论语》中“果”字出现4次，其中“由也果”（《雍也》）是孔子正面评价子路的。《论语》中“兼人”二字出现只有1次，“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是孔子对比冉求和子路后，侧面评价子路的。

当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可使其从政时，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为“果”，对子贡的评价为“达”，对冉求的评价为“艺”。当季子然问孔子，子路和冉求可谓大臣时，孔子对子路和冉求的评价为“具臣”。当子路与冉求同问孔子“闻斯行诸”时，孔子鼓励冉求，约束子路，因为孔子认为“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为果而兼人，具臣而非大臣。因此，子路和冉求是孔门弟子的政事科的代表。

孔子评价子路“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数阻孔子为政，从《论语》所载“子见南子”“公山召孔”“佛肸召孔”“叶公问孔”四事中，体现出子路的“果敢而窒”、不知变通、果敢而行、“不得其死”的行为特点和结果。

在“子见南子”一事中，“子见南子”体现出孔子提倡的“君子时中”的权变思想。而“子路不说”则体现出子路“果敢而窒”的思维定势。孔子认为“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路》），鲁君因中了齐国的美人计，而荒废朝政，孔子在子路的劝说下离开鲁国。孔子的政治抱负因之不能在鲁国实现，打算退而求其次，希望在卫国实现“东周梦”。而在孔子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又受到子路的质疑，继而“矢之”。

在“公山召孔”一事中，“子欲往”体现出孔子坚持追求理想，通权达变的思想。而“子路不说”再次出言阻止，体现出子路“果敢而窒”的思维定势，以及傲慢无礼的态度。“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体现出孔子希望恢复东周礼乐制度的政治理想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

在“佛肸召孔”一事中，子路转换策略，以孔子教育弟子的话“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阳货》）来阻止孔子前往。孔子以“坚”“白”明志，体现出孔子自信不仅能坚守正道，坚守“出淤泥而不染”之志，而且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有用的“匏瓜”，实现“东周梦”。

在“叶公问孔”一事中，“子路不对”体现出子路认为叶公僭称公，有超越礼数的地方，所以不对。从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来看，孔子愿意结交叶公，并希望通过叶公接近楚王，借楚王实现以德治国，以礼齐民的为政理想，借楚国实现“东周梦”的。

除此之外，从《论语》中通过子贡、闵子骞、子路的对比中，还可以看出子路行为的“果”。

首先，从三人擅长领域来看，“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闵子骞善德行，子贡善言语，子路善政事。其次，从三人的样貌来看，“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闵子骞恭敬而正直，子路刚强而果敢，冉有、子贡温和而快乐。再次，从三人为士的境界来看，“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从孔子回答子贡的为士三境界来看，第一层境界“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对应子贡善言辞，肯定子贡的外交言语能力，引导子贡向言语方面发展。第二层境界“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对应闵子骞善德行，肯定闵子骞的孝悌忠义的行为。一方面，孔子曾称赞闵子骞“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先进》），体现出闵子骞的孝悌;另一方面，“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雍也》）。闵子骞辞季氏之事，亦体现出闵子骞的忠义，不愿与季氏同流合污的决心。第三层境界“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对应子路善政事，肯定子路言语信实，行为坚决。综上对比可知，子贡、闵子骞、子路虽皆可为士，却有境界高低之分。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这既体现出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对子路性格的直接评价。“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子路闻道即行，而且恐怕践行的不及时，又闻新道。由此可以看出子路的“兼人”与急行。“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公冶长》），季文子属于三思而后行，而子路属于不思而行或思而立行，都不符合孔子提倡的“再斯可矣”的中庸之道。

综上所述，子路屡次出言阻止孔子的“东周梦”，表现出“果敢而窒”“果敢而行”“行之兼人”的特点，是孔子评价子路“果”与“兼人”的原因。

四、具臣非臣

“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颜渊》）“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认为子路具有片言折狱与治千乘之国赋税的能力，却未能做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因此被孔子斥为“乱”“佞”，所以孔子评价子路“具臣”而非“大臣”，更“不知其仁”。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和子路没有做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和“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子路与冉有不阻止季氏伐颛臾，反过来劝说孔子，并为季氏找借口，这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非为臣之道。类似的例子还有，冉有不阻止季氏祭泰山和为季氏敛财等，为此孔子扬言“非吾徒”和“鸣鼓攻之”，此虽未提及子路，但子路与冉有同为季氏之臣。子路不符合孔子的为大臣之道，表现出“勇而无义”之“乱”。

子路推荐子羔为费宰，孔子认为子路的这种做法会害了子羔。在子路强词夺理说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后，被孔子斥为“佞”。幸而子羔是大智若愚之人，在卫国政变中明哲保身，并劝子路同去，而子路却不听劝，导致其“结缨而死”。子路不符合孔子的为大臣之道，表现出“好勇不好学”之“乱”和强词夺理之“佞”。

综上所述，子路具有“折狱”“治赋”的能力，有从政为臣的能力，但是从其实际为政的表现来看，却有失孔子所倡导的“为臣之道”，助纣为虐，甘做“乱”“佞”之臣，是孔子评价子路“具臣”而非“大臣”的原因。

五、升堂未入室

《论语》中两次重要的言志，第一次是子路与颜回言志，第二次是子路和曾皙、冉有、公西华言志。通过孔门弟子言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评价子路“升堂未入室”，既是说子路音乐造诣“升堂未入室”，亦是说子路志向境界“升堂未入室”。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此章值得注意的有两点，首先孔子为维护子路，对子路的境界的评价是中肯的，子路仅学得皮毛，并未得到精髓，不如颜渊“升堂入室”。其次从“门人不敬子路”来看，弟子门人编撰《论语》时，虽记载子路言行较多，却也免不了把“不敬”写入《论语》，对子路的言行多是负面的记载，这是孔子对子路有“偏见”的原因，也是《论语》对子路有“偏见”的主观原因。

《论语》中两次言志，第一次是子路与颜回言志。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由此可知，子路之志仍停留在外在物质层面，夸己邀功，积极求仁，有求仁之心，但境界较低。颜渊之言，不夸耀、不表功，在指出子路邀功夸耀的同时，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达到了“不违仁”的境界。孔子之言，推己及人，达到了“仁者安仁”的境界。志向境界高低对比，可以看出子路“升堂”，颜渊“入室”。

第二次是子路和曾皙、冉有、公西华言志。子路之志为国以勇，不以礼;子路之人其言不让，不知让。子路之治是“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的“北方之强，强者居之”，不如冉求之治是“如其礼乐，以俟君子”的礼乐治国和“南方之强，君子居之”。子路欲治理“千乘之国”，不如冉求欲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國谦虚，更不如公西华“为小相”的谦虚。孔子认为子路“其言不让”是傲慢过度。冉有谦退，见孔子哂由，故又退之，言辞更加谦逊。公西华谦虚过度，属于“过犹不及”。三人都不符合孔子提倡的“中庸之德”。从子路和曾皙、冉有、公西华言志来看，子路的志向境界确如孔子所评价的“升堂未入室”。

六、结论

综上所述，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为“好勇”“野”“喭”“果”“兼人”“具臣”“佞”和“升堂未入室”。评价形成的原因有六：第一，孔子对子路的第一印象差;第二，本性好勇，不符合孔子提倡的君子“三达德”之勇;第三，言语粗野鄙俗，不符合孔子提倡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第四，行为果敢兼人，不符合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第五，具臣非臣，甘做乱臣佞臣，不符合孔子提倡的“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和“君子之义”;第六，志向境界低，易满足，不知耻，不好学，不思进取，不符合孔子的“仁”“知”和“好学”。“门人不敬子路”是《论语》对子路有“偏见”的主观原因。

即使第一印象差，孔子仍通过“设礼稍诱”子路，体现出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六言六弊”体现出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评价子路“好勇”，体现出孔子提倡的君子“三达德”之勇以“好学”为基础，以“义”为动机，以“礼”为规范，以“知”为价值判断，以“不惧”为境界，最终统摄于“仁”。评价子路“野”“喭”，体现出孔子提倡的君子之风为“文质彬彬”。子路数次阻止孔子从政，孔子“恶果敢而窒”，体现出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为“时中”。评价子路“具臣”“佞”，体现出孔子提倡的为臣之道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评价子路“升堂未入室”，体现出子路未得孔子思想之精髓，守礼而不知“时中”，最终落得“结缨而死”的结局。

项目：本文系河北大学2021年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儒道‘推己思维模式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项目号：HBU2021ss077）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