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南方写作”的实践与历史其来有自,但迟至2018年,在杨庆祥等学者和作家的讨论下,“新南方寫作”才由自发的零散论述进入自觉的理论建构①。其中,《南方文坛》2021年刊载的“新南方写作”专辑可谓一次集体亮相②。何谓“新南方写作”?它在文学地理上指的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③。其次,以汉语为最大前提,“新南方写作”对既有文学史叙述有所更新,它以捍卫“汉语书写主权”的姿态,对“华文文学”(以黄锦树等马来西亚华文小说家为代表)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做出辩证性思考。因而,杨庆祥指出,“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其重要向度是“要通过持续有效的书写来建构经典性,目前的创作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经典性已经完全建构起来,而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对这一经典性的召唤和塑形”④。杨庆祥所论,旨在矫正将华文文学孤悬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汉语史)之外的“进化论”与“离散论”观点,并提出以“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为标志,重新界定“新南方写作”。因此,“新南方写作”寻求的是“地理的与精神的同一性”,代表的是“基于文化价值共同体的想象性整合”⑤。
“新南方写作”召唤的是对“南方”(岭南、粤港澳大湾区、海南和东南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和国家)现实经验新的想象和叙述,也是对旧的文学秩序的打破和重塑。在此理论的烛照下,笔者将马来西亚华人小说家黎紫书的《流俗地》纳入讨论,以期检视“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