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渐性格与青年钱锺书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堪称经典的长篇小说之一，然直至今日，其作品主题与主人公性格之间的关系，却仍有待阐明。乍听上去，此有老调重弹之嫌，因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杨绛就替钱锺书解释过，说作品是隐喻“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①。杨绛所述，或可谓是“围城”的广义内涵，然细读文本，则会发现方鸿渐的婚恋与职业，并不遵照上述“围城”叙事展开。比如方鸿渐深爱唐晓芙，却终错失，即未“进城”，亦不曾因“围困”而“想逃”;后来，方鸿渐与孙柔嘉相遇相识相结合，期间鲜有“破城而入”之冲动，倒不乏“逼上梁山”的窘迫。杨绛似清楚这些反例与她对“围城”的主题性阐释相悖，所以补充说，若要真正体现“围城”，当让方鸿渐娶到唐晓芙才好②。但钱锺书毕竟没这么写。可见在原作者心中，“婚姻也罢，职业也罢”恐都不是“围城”意蕴所在。这就意味着，尽管当作者在讲“围城”故事时，确让方鸿渐触碰了婚姻与职业，但婚姻与职业仅仅是小说主题演化所借用的叙事“能指”，并非“所指”。真正既囚禁又放逐方鸿渐及其同病相怜者们的那座隐喻性“围城”，当另有“他物”。笔者的观点是，这“他物”可从青年钱锺书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下简称《边上》）的两篇文章一窥端倪：一是《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称之为“灵魂”;二是《释文盲》叫其“超自我”。本文则将之融汇归纳为“仁心”。

“仁”在传统儒学中除了标识宗法语境中的人际和谐，也指称人格理想，其内涵与弗洛伊德的“超我”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