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播伦理的技术人性与向善逻辑*

焦 宝 苏 超

福柯认为，“人并不是已向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和最恒常的问题。让我们援引一个相对短暂的年代学和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我们就能确信：人是其中的一个近期的构思”，“在18世纪末以前，人(l’homme)并不存在”。①所以当他郑重其事地讨论“人之死”(Death of Men)时，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言说实际上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作为被“构思”或者被“发明”的人成为“上帝之死”后新的上帝，反而规训和凌驾人之上；另一方面，从人文知识考古的角度出发，福柯正是在这里提出了“被发明”的人及其知识体系——人文主义的终结。人只能被自己终结，如果说福柯只是从知识论意义上提出了人的发明和“人之死”，那么当以色列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宣称全球人造物的总质量超过了活生物量②，为“人类世”到来提供了量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人类与人造世界的关系问题——是继续在人文—人本的概念框架中寻求突围，还是转而寻求建构一种“后人类”的现实伦理？

一、智能传播时代的人本消逝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高张人文大旄、发明人性伦理，他们重新发现并坚定信仰人是万物的尺度。当人类接受了人文精神的启蒙，经历了对人类理性的崇拜，强化了对人本主义的信仰，恐怕谁也没有料到，在人性解放鼓荡下勃兴的技术文明会使人本身对所经历的这一切产生困惑、生发质疑。当社会不再以超人类的神性作为批判事物的标准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强化人本身的存在，然而，当技术开始以“它思”的方式冲击着“我思”之存在，甚至传播中的“思”以数字方式呈现出“在”的形态时，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自主性之间就产生了无限的遐思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