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

张明楷

1979年通过以及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具备了法典的体系性与完备性特征，虽然名称上并无“典”字，但无疑属于刑法典。〔1〕参见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9版，第7页；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近几年来，尤其是民法典颁布以来，刑法的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就此发表浅见，以请教于同仁。

一、刑法的解法典化

一般认为，解法典化一语系由意大利民法学者那塔利诺·伊尔蒂在其《解法典化的时代》一文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是伊尔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意大利民法典变迁的一种描述。〔2〕参见［秘鲁］玛丽亚·路易莎·穆里约：《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演变：迈向解法典化与法典的重构》，许中缘、周林刚译，载《清华法学》（第8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按照民法学者的说法：“解法典化，以存在民法典为前提，主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即民法典被一些民事特别法、法官法、超国家的国际法或区域统一法解构或掏空，并受到宪政主义的深刻影响，其不仅在私法领域丧失规范垄断地位，而且原有的宪法功能被完全替代。严格地讲，只要民法典丧失其作为民法唯一、真正法源的地位，就会发生解法典化。”〔3〕朱广新：《民法典编纂：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6期。

大体而言，解法典化在形式上的重要表现是在民法典之外存在诸多特别法，导致民法典不再是唯一的法源，使民事立法的法源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