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

梁豪

哪是所有的回去，都能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能是奢望。不能，多为不及。来不及，或措手不及。它最终又会造成归来者心绪上的混乱。

这次回去正是这样。

此前，我独处租屋，面朝那扇并不宽敞的落地窗，感受着背阴的冷冽和世界之亮。一朵忽浓忽淡的云，碍眼地挂在天空左上本应留白的位置，风一过，登时变得扭扭捏捏，像我的心。它似乎很快就会变作一场不景气的雨，又像随时要被打散，漏下终究兜不住的顽皮的光和热。

我为自己心情的不明朗感到内疚，但也只是一下，又逃回不明朗里。情绪是“马上就”的东西，比如愤恨、雀跃、哀怨、嫉妒，它像那擦炮尖梢贝雷帽一样鲜艳的引药，一划就燃，风风火火，一目了然。至于炮响不响，那是另一回事。炮是情感，情绪诱发情感。不难发现，我们的日子充斥着大量的蔫炮，这既不能赖引线，也不能怪炮仗，机缘罢了。其实不单是情绪，“马上”这词都很少降临到我的生活中。我不是个情绪化的人，也不擅长照顾自己的情绪，我常为自己净泡在林林总总的矛盾和掂量里醉生梦死而事后诸葛地懊恼——抱歉，我说话老这样，不着边际。

在归程的飞机上，在稍后的动车里，我一直在思考要以何种状态面对接下来的一切，而别人又会以何种面目面对我。理智让我永远有种争做旁观者的冲动。我是我的旁观者。问题不出在我的思绪亏空，反而是太过丰饶，哪怕在一个场景中，我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段和分镜头里，也会滋生甚至截然相反的感受。我的脸孔独独一副，声线振幅有限，我必须加以取舍，随时切换。必须即绝对，转换即相对。一想到必须将二者巧妙地结合，我的大脑就感到深深的困倦，倦意让我不想再耽搁其间，决定抽离出去，遁入虚空。真的困起来了，但我不敢睡。此时，睡着了是一件忤逆的事。

好在外表看来一切正常，资深旁观者不会让自己陷入任何一类窘境。在飞机上，我还主动起身，替邻座的女生把她沉得要死的行李箱搬到行李架内。我假装很轻松，后来实在有些受不住，哇了一声，不无嬉皮笑脸地对她说，这玩意挺锻炼人啊。随后，我们就沉和沉者何物，讨论了一下子，场面很顺畅，这有利于进一步开掘话题。窗外的霞光磊落而凶猛，把近旁云层的轮廓锻造得相当精巧，像这位女孩给我的感觉。我恢复了往日那种社交的手势和口气。对待一个陌生的女子，我总是文质彬彬，也非常“局外人”，不断调整对她的评估，就是那种娴熟的旁观姿态。我一边说话，居然一边想起出发前刚在家里合上的那本书，它有一个耿直得更像副标题的名字，《八十年代对话集》。

就在不到三个小时前，我还在北京通州狭小的开间里看书，背部贴住转椅的坐垫，脑袋折靠在椅背上，双脚跷到桌面，再相互搅在一起。这个姿态怪异但舒服。然后，一个电话进来，是我亲爱的母亲。我亲爱的父亲也参与了這通电话，他在她身旁，不时插话，语气深重。对此我早有预料，只是没有提前去作准备。我不爱准备，或者说，我的所有姿态都是一种前期准备。挂断电话后，我让自己变得庄严一些，墙面、窗框、形式大过实用的护栏和墙上那幅我愣看不出哪儿好的莫奈《日出》仿品，重新以规整、安和、匀称的形象展现在我眼前。它们同样变得严肃起来，近于木讷。

阿公终究走了。

我们那里喊祖父叫公或阿公。我们那里很多表达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像文言文，比如婆（祖母）、舅（舅舅）、妗（舅妈）、得（可以）、恼（生气）、转（回来）、纷（扒拉，类于形作动）。以此推之，那里的人，一辈子说话的总字数，应该比官话区少个三成左右。当然，结果也很可能相近的，毕竟一个人想要抒情言志或纯发牢骚的时间大差不离。人嘛，活着总得唠些什么。阿公说完了他能说的话。“能”是奢望。而这于我首先意味着，必须切断一切手头事务，一切成形未成形的想法，然后，迅速而庄重地归去。

临行前，我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定在正对大门那扇顶天立地的镜墙前。里面突然多出的家伙让我失望透顶。他太轻了，身子骨、见识、财富、城府、抗压能力、人生规划水平，通通太过轻飘。眼袋倒是很大。我冷不丁地想起我的阿公，我对他的认知少得可怜，但此刻我可以确定，他将永远比我来得还要轻微。镜子里那两只丑陋的眼袋，终于有了一点热热的感觉。阿公在八十年代搞了哪些名堂？还有我的父母。我猛然意识到，甭管看过多厚的书、多牛的人，甭管别人的回忆如何生动或者不堪，我对八十年代其实一无所知，正如对时下的局面。

我见到了牛佬哥。最先见到的是母亲，她在车站的出口候我，面无表情，眼睛是笑着的。大半年没见，那眉眼的一点笑是给阔别重逢的。天塌了，我也依然是她疼得要命的好儿子。她的冷静让我也恢复了某种沉稳。她算是一个外地媳妇，逢年过节回来一趟，见一见，吃个饭，跟谁都聊那么几句，她的感情里确实没有太多份额留给自己的公公和这不算庞杂的一家子。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我父亲一样，在他和阿公的父子之情里，当然有爱，无从表达的爱，表达但却被歪曲得还不如不表达的爱，也有怨愤，或许还有遗憾。天塌了，我父亲也是我阿公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长子。现在，我只需要表现得像母亲一样就好了。那种冷静，那种意味无穷的沉默，我在一个深呼吸里抓紧揣摩。事到如今，二十九岁的我，仍旧可以躲在母亲身旁，做她的影子。

然后，我的目光扫到了牛佬哥。他远远地看着远远的我，扬了一下远远的脑袋。我也扬了一下脑袋，不知远近。他叫我细佬。本土方言，弟弟的意思，又比弟弟来得随性，是把着距离的亲。我叫他大哥，我发出四不像的本土音。牛佬哥是我的堂哥，只此一位。牛佬是当地用以形容人的，不算好词，特取牛之犟、蛮、倔，断无牛的一切优良品质。这是小时候的称谓，我私下一路保留着，在主人公不在场的时候使用。我其实记不住他的正名，也没这个打算。他抢着帮我把行李箱放到后备厢里。车是他的新车，一辆白色捷达SUV，车架子看着很硬朗，坐上去的感觉也不赖，除了车内带点日常生活未经好好打理的气味。像我这种对汽车品牌很不上心的人，SUV看着都不错。

牛佬哥同样沉着，像是外出采购，买大菜，然后回家准备大弄一场，为了纪念什么。我们开始奔赴那栋青砖砌成的老宅，那里冬暖夏凉，偏暗，自得阴翳之美。眼下，它的堂屋成了我阿公的灵堂。

怎么判断一个人冷静与否，我的经验是看眼睛，准确地说是看他眼骨碌的转动情况，即他对外界环境反应的灵敏度。所谓淡定，散淡而笃定，那是一个人眼睛的状态。眼骨碌最靠谱。坦白讲，牛佬哥的冷静多少让我有些失落，他是在阿公眼皮底下长大的，不像我。但这冷静却也让我安心。生老病死，不过如此。也许冷静是对的。

阿公在人世走的这一遭，不能算长，估计也谈不上多痛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阿公的岁数有多个版本，又是周岁又是虚岁，又按年头算又依年尾算，又是阴历又是阳历。母亲没办法告诉我一个标准答案，我也没敢问父亲。他那时正在张罗一些其实可以不必张罗的事，张罗的意义在于张罗本身。因此我只能说，我阿公仙逝时的年纪，在七十六岁到七十九岁之间，到底没能攀上八十，按今天的看法，应该不能称作长寿。但，数字又有什么意思？够了，就是够了，不够，就永远不够。

牛佬哥问了我路上的情况。我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什么，那位坐我旁边的女生在我脑海里一晃而过。我们在机场到达厅分别，她拖着那个滞重的行李箱走了，脊梁骨很挺，行李箱里是某种花岗岩之类的石块。她是做室内设计的。这时我对牛佬哥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嘴巴不能停，否则只能更清晰地闻到车内那种未经打理的气味，还有某种复杂而又确凿的隔阂。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此刻的天色。斜阳残照，地上吸饱了西天下凡的薄光，再吐出，变作一种阴郁的橙红，天地近于一色，同样老旧，让人暗生什么也挽留不住的惆怅，一切都将随黑夜一并湮没。这样的夜晚注定不冷，却也毫无惊喜可言。其实过年回来也是如此，多余的热度，沉闷的色调，让多愁善感的人悲从中来。

当年，好多年前了，好多个当年，我跟父母回去，抵达时天总是暗着的。小学时，我们家住在隔壁的县城，回乡过年，准确说是回父亲的老家，得开一个白天的车。

父亲那辆车总害我晕车呕吐。我不喜欢车里皮革的味道，也不喜欢盘山的公路，路边丰茂的植被也无辜受到牵连，进而让我对深深浅浅的绿色产生了长久的抵触。只要想起当年春节的返乡之旅，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一个个沉甸甸的白色塑料袋，里面是我不堪的呕吐物。每当看到同款的汽车，我的喉结就不由自主地辣起来，好在如今不多见了。现在的我已不再晕车，可能是耳朵前庭的功能终于发育健全了，就像我那已经不轻易渗漏的泪腺。

牛佬哥的上身掩了一件被撑得非常紧凑的横格POLO衫，领一半立着，一半耷拉，别扭得让我想给他捋顺，要么都立着，要么全趴下。但我不能这样做。除了冬季，其余时间他爱光着上身，肚腩垂在裤头外，这让他的双腿看起来更为短小，他整个人倒显得越发宽大。我内心一直都没能很好地适应发福后的牛佬哥，就像一直适应不了半立不塌的领口。我父亲那边的男人都偏胖，以前瘦的日渐变胖，以前胖的越发肥硕。我母亲说，他们家的米养人。这话几乎成为了真理，除了不养阿公。阿公从来都瘦得单剩着皮和骨，好像那些米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别人的胃口越大，他瘦得就越發厉害。我父亲自然也胖，但离开故土后，他眼看着成了兄弟几个当中最为清秀的那一位。我不得不信母亲的话，就像相信牛顿的万有引力，因为父亲很早就吃上了更有营养、更丰富多样的食物，还无酒不欢，爱把自己喝得烂醉如泥。他当然是家里最有资格暴饮暴食的那个人，他的确这么干了好些年头，最终赢得了高血压的青睐。

说回牛佬哥，他脚上的人字拖总是风尘仆仆的，跟脚指头一样，在无雨的季节里结满泥痂和尘灰。毫无疑问，当年令我暗暗着迷的牛佬哥已不复存在，那种近乎本色的精致销声匿迹了。一个人长大，如果不多加防范，必然是一个逐步浊化的进程。或者说，儿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某种对于污浊的免疫。那种纯澈的目光，黑得发亮的大眼珠，可以放大很多东西，也能滤掉很多东西，它具备某种自洁的禀赋，然后有一天，它突然消失，就像从未降临。

我和牛佬哥的对白向来含混，从小到大。我的母语是隔壁那座县城的方言，是我母亲那头的语言，也即我父亲高中毕业被招干后迁往之地的语言。我讲不来父亲这边的方言，只是勉强能听懂。后来，私下里，我戏弄似的学着说，自以为不赖，因为把握住了这门语言奇怪的腔调。但我不会拿回去说，因为怎么说都像是嘲弄。小时候，牛佬哥从不喊我，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样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喊他，我都冲着第三者叫他牛佬哥，哪怕明明是说给他听，也必须拽上一个媒介，好消去不止一点点的别扭。没错，我们交流的成本有点大。直到回老家住上两三晚，熟悉了，我们才不再需要借助别人进行互动，哪怕依然省掉称谓，对白依然含糊，但互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我的，他说他的，我们一起笑，一起闹，我追着他跑，学着他做很多的事。每年回去，我们都得重新熟悉彼此，一遍复一遍，少不掉两三晚的磨合。再然后，是一个星期左右形影不离的欢畅。

乡下的春节，总有自己热闹的章法，很适合男孩。有玩具枪，可以满村满镇打来打去;有各式各样的鞭炮，有的是场所供你把它们点燃;还有游戏厅，就在路边，我随牛佬哥玩过。他像个大人，从始至终都像个大人，干练，神通广大，不废话，从不玩撒娇那一套，更不屑于撒泼。后两者，当年的我绝对是一把能手，并以此从长辈那里讨了不少好处，也没少被我父亲揍，他的指关节伺候我的脑壳远比对待一颗没熟透的西瓜要嚣张得多。对了，牛佬哥玩《拳皇》同样很有心得，而我站在游戏机前纯粹是胡闹，瞎猫碰死耗子一样拍出零零碎碎的大招。好在游戏厅是我四叔开的，投币不花钱。后来读过《天龙八部》，我最喜欢的角色是段誉，理由之一就是段誉能放出六脉神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全凭运气，另一缘由则是我迷恋王语嫣，是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欣赏，然后爱屋及乌顺便也喜欢了我们的小段郎。除去对付试卷，平日的我一无是处，对此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也一样，能写些虚头巴脑的文字，可我依然一点办法也没有。

出社会后，牛佬哥开始叫我细佬。他主动这么叫我。他越主动，我就越不由自主地变得积极起来。我已经试着靠近他们的发音，讲一种四不像的话。这几年，他的言行越发像个大家长，他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孙。作为嫡长孙的我，注定是不可能有个家长样的，因为性格，更因为我不过是跟他们血浓于水的一个外人，对此我很清醒，也多少心存庆幸。去年陪北上的父母参观恭王府，盯着墙上图表里勾勒出的奕訢家族关系网，我竟然想到了身在遥远的南边的牛佬哥。假如我们生活在古代的皇室家族，我们的关系将不得不变得非常紧密也非常微妙，这种紧密中混合着黏稠的血腥味。人性使然罢了，就看把人扔到何种境地里过一遭。抱歉，又扯飞了。但我的确有些庆幸我们的疏远。

细佬，是一个非常干练的称谓。我对此深感满意，毕竟我们都盼望成熟，然后才会反思成熟。此时的我们已然成熟。但中间有一小段时期，应该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牛佬哥没念高中，那时他去了广东打工，我们像规避某种风险一样避开彼此，互不对视，两厢沉默。我很善于躲闪，牛佬哥也不赖。可能就是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了春节的索然无味。之后，陆陆续续地，其他人才跟风一样抱怨年味越来越淡。我很早就明白，年味变淡是人味淡了。它突出表现在大家都躲着小孩，把没有家长在侧的孩子视若无物，他们都担心倒贴红包，可是没有压岁钱还能叫过年吗？

当年的過年真叫过年。老家是一个繁华的大村，它曾一度晋升为镇，后与邻镇合并，又回落为村，但繁华不减。把繁华理解为乱也不为过。我跟牛佬哥喜欢满村瞎跑，我们像青蛙一样从臭气熏天的池塘塘基上一跃一跃跳过去，从别人家晦暗的堂屋穿过去，从不知谁家的狗的背脊上跨过去。我们奔跑的样子像两个无比雀跃能量过剩的小丑。有人见到我跟牛佬哥一并现身，都特地招呼我一声弟弟，发音近似普通话的嗲嗲，害我长久以来都以为嗲嗲是对我特殊的昵称。他们爱指出我跟我父亲拥有一样的两节耳垂，还有戽斗下巴、塌鼻梁，然后哼哼哈哈地笑，笑得非常热闹。对此我感到亲切而恼火，身子发烫。然后他们便爽快地在口袋里掏摸什么，然后递给我。是利是，我们管红包叫利是。父母不在场的话，我都径自照单全收，不必裹上艳红的利是纸，我不讲究这个。他们能给的不多，几块钱，至多十块，不管对方性别和年纪，我一律回复，恭喜发财。我不在乎利是的金额，但会在意它们的个数，个数代表着某种人气。

我跟牛佬哥也不老是在外浪荡，家里有家里的滋味。我们爱看碟片，林正英的僵尸系列，尹天照主演的《我和僵尸有个约会》，还有周星驰的电影，都看。我们听不大懂正宗的广府粤语，繁体字连蒙带猜，勉强可以意会，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观影的兴致和效果。意在言外，有的是象外之象。我对TVB的《封神榜》记忆犹新，我不无自责地喜欢剧里温碧霞饰演的妲己，道理与喜欢王语嫣相类。我还喜欢TVB剧整体的节奏，喜欢他们的服化和武打，前者不艳俗，后者真把式。剧中的哪吒很像我的牛佬哥，精神，慧根足，实诚，做事一五一十的，有点坎坷都能给它趟平了。至于我自己，我肯定连木吒都不如。牛佬哥为什么叫牛佬哥，我不明所以，可能得追溯到更久远的时候，当年少不更事，冥顽了一点，从此被人一锤定音，改不了口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所知的牛佬哥是顶正派的人，哪怕不爱读书，但那股浩然之气是由内而发的，它不随世易时移。打从我认识他起，他就已经是一个改过自新后的哪吒，肉身成圣，莲花太子，怎么吹捧都不过分。我天然地信赖他、仰慕他。

黑夜围拢后，电视就不再属于孩子了，也不属于阿公，它不再隶属任何一个个体，它是大家伙的。吃过晚饭，附近的村民打着手电就吭哧吭哧过来了，三三两两，很快挤成阵势。他们饭都吃得很快，菜里的盐撒得也多，从我们家饭桌就能知道。仗着年轻消化快，牛佬哥吃得尤为迅猛，一下就从餐桌上溜掉了。我只能赛着跟他一般快，没什么理由，盲目跟风，也想一直跟在他屁股后头，追随他接下去的节目。大人见状，便让牛佬哥等等我，他倒不嫌弃，坐一旁静静等我再多扒几口，然后一起开溜，趁着尚有半抹天光在，再闹腾一时半刻。同样因为模仿，我喜欢上了吃生香菜，放料碟里蘸上一蘸就使劲啃。

酒足饭饱的村民们落座在我阿公家堂屋的不同角落，紧密而有序。光源来自一杆电条，以及电视机蓝盈盈的光亮，还有堂屋中央火盆里炭头烧红的火光，带着一点干燥古朴的原木味。屋外一团漆黑，偶有狗吠四五声，虫鸣不绝如缕，久而不闻其叫。有话讲的时候，大伙就抢着说，无话了，就老老实实看几眼麻花花的电视屏幕。我喜欢大伙聚在一起的氛围，叮铃哐啷的，光看每个人脑袋上的景致我都忙不过来。家里一直备有红瓜子、葵花子、糖果和红皮花生，不知搁在哪个角落，可以源源不断输送过来，用从前装月饼的铁盒垒得高高的。都不贵，无非让大家有点东西放到嘴巴和手心里。这时候，我的身子再度烫了起来。

牛佬哥的右门牙上下各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小豁口，是多年嗑红瓜子凿出来的。红瓜子唾液一碰就滑溜溜的，对此我非常厌恶，但又一直想要将其征服，结果总是狼狈地败下阵来，一手的口水也吃不着几片。要不了多久，我就不爱碰它了。我不知道牛佬哥门牙的豁口后来有没有填平，就像伤口愈合一样。应该不能自愈吧，牙齿到底是牙齿，是钙、磷和其他矿物质。但我一直期待着。所谓期待就是不去验证，或说无从验证。牛佬哥不怎么笑了，更不会冲我笑。可能是时间有限来不及酝酿笑意，如今彼此见面不过一餐饭，还能怎么样呢？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我阿公就老爱逗我，散座各处的村民跟着起哄。无非一些调侃，问我哪里人，是不是住这里更舒坦，或者扬言不让我回去，要么就是他们要跟我同去。我越想越气，越气越横，他们就越发快意，这让我更加愤怒，以至于常常愤而落泪。他们成人之间从不轻易调侃，他们只拿小孩取乐，这一点我很鄙弃，这说明他们不够勇敢，也没有多少策略。每当这时，我就想念在另一个县城的外婆，她在我打喷嚏的时候，总替我高喊：“大吉利是，吉星高照！”我们总是同声相应，她对我的态度格外真诚。

但我仍然留恋在阿公家的时光，尤其是快要回去的时候。这座青砖修造的老宅两层楼高，一层的四角辟作四个房间，当中即为大堂。大堂往里走，迈过高高的木门槛，还有一个小天井。天井再往深去，过了一个砖砌的小拱门，是后来新修的一层小平房，房顶用来晾晒梅菜干、风肠、生花生，还有衣服。向着天井的外沿，垂落着一丛枯荣参半的紫竹梅，至今仍在，彻底成了野生状态。房顶也是我和牛佬哥当年放烟花的地方。这么一布局，就让整个房屋相当于一个一进的宅院。在天井一隅，阿公弄了个葡萄架，能结出不少淡青的葡萄串，一粒粒小小的、酸酸的，尝起来别有滋味，才下光滑的舌头，却上皱皱的眉头。老宅檐下挂着俩燕窝，像两个泥塑的蜂巢，腊月也有燕子住着，喳喳地叫，声音脆嫩，这说明我们这里足够南方，对燕子来说温暖有余，这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我爱长时间观察它们的饮食起居，从不觉得无聊。对了，燕子没穿花衣，黑不溜秋的。葡萄架下，凿了一口水井，有根木棍做的手柄，动用了一点活塞原理，手柄上下摇它，水不久便从口子里汩汩流出，凉得人打激灵。平时洗菜或烧水洗澡，水都来自这口井，免费又干净。如今井已废弃，徒有一截半朽的木柄。不知怎么就废了，是水竭还是人走井弃？没问过。现在阿公不在了，更不知道能问谁，几个叔叔看着都不像知道的样子。葡萄架也早就拆走了，天光云影少了遮拦，却是徒添荒凉。原先地面和墙壁上好死赖活的翻白草、蕨苔、天胡荽和葫芦藓，竟也缩了不少地盘。燕子窝倒还在，只是一点燕影也没了，看着比从前来得窄小，暗淡了下去，跟整个老宅一样。就连老家的那条黄狗也不知所踪，或许已经老死了。也可能，狗早换过了几条，而我还以为始终是那一只。

这般房屋，当年放眼全村，可说相当有排场。论排场，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屋子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能眨眼就热闹起来。阿公是一名乡村医生，乡亲们小打小闹的病痛，无外是他给弄走的。他在屋里辟一间紧挨外巷的房间当作门诊，开药为主，也能打针。当年针管有限，不介意重复利用。经他煮沸消毒过的白管子，个个身经百战，成排堆在酒精擦拭过的针盘上，看着不让人害怕。大伙对他、对我们家，有着一层敬意在。救死扶伤，任何时候可不都胜造七级浮屠？

老家过年，没有守夜的习惯，等不来李谷一唱完《难忘今宵》，响过一卷零点的红炮仗，大家便回各自的房间熄灯睡觉。大年初一，远近各处重燃的鞭炮声和鸡鸣声，逼着大人小孩全都起一大早，漱了口，直奔灶头寻觅自家亲手做的汤圆来吃。汤圆早就搁在大屉锅里，添水拿细柴烧好了的，两三只就能填满一个不小的白瓷碗。汤圆带甜陷，放了大量的白糖和捣碎炒香的花生米，一口咬嘴里，所有牙缝悉数被颗粒物填得满满当当，牙口不好的，吃起来有点费神。我最爱吃外头的白糯米，糯米那种胶着的撕扯感让我的整个口腔都张灯结彩起来，这就是过年的感觉。

在年节的氛围里，我和牛佬哥显得格外抖擞。我们有一回居然想到去给村路命名。池塘边上那条路叫皇后大道东。交汇点摆着一档猪肉摊的三岔路，左拐进村的叫大地雷公，大地雷公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种炮仗;右拐同样能进村的叫八神，牛佬哥在《拳皇》里最喜爱的角色是八神庵，我跟他一样;两条路汇成的那一条，我们叫它陈真路。我们就到底叫黄飞鸿还是陈真这个问题，用眼神纠结了一阵子，最终都觉得《精武英雄》里的李连杰更具英雄气概，配乐也更为激动人心。陈真路的腰部是一个高坡，可以俯瞰村里初中部的水泥籃球场和大街的一截小片段。村里人上街，都说出学校，指的就是这个初中部。村民们只把那条店铺林立的大路叫街，至于其他道路，全没一个说法，他们通常会说自己上谁家去，或者到何处去办点什么事，至于怎么去的，奔哪条道，没人关心这个。那时，我和牛佬哥打算关心关心。离阿公家侧门不远有条小泥道，中间横流着各家排出的生活污水，我们给它取了个不好听的名字，在此不表。至于那条商铺云集、人头攒动的大街，我们规规矩矩把它喊作北京路。那时我们都没到过北京，但大致明了北京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遥远而重要的东西，我们已经开始有了对抽象的把握。此前我们对路的判断，是根据记忆拼凑而成的一种眼缘。我们不分东南西北，我们南方人都不爱辨别东西南北，一大原因是我们的路总是歪着长，像是挤剩下的，再也挤不动了，于是便有了路。

我记得有年暑假，牛佬哥随我三叔来我家中小住过几日。我第一次看到穿着短裤短袖的牛佬哥，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乌黑油亮，灵气未褪。我三叔曾在这个县城的纸厂做过一份工，在此之前，他在一所技校学了两年造纸的技能。父亲长兄为父，工作后就把三叔捎在身边。千禧年纸厂倒闭，三叔回了老家，在村里开了一间杂货铺，邻里乡亲要买日用品，犯不着总跑街上了。对于那次牛佬哥的造访，我兴奋异常，也有些惴惴难安。我家住的筒子楼，地盘小，没什么可玩闹的去处，我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骑上我母亲的凤凰单车，不停绕着小院转圈，专捡险道练车技。摔下来也无妨，就是车头松了、车挡响了，弄不回去得遭几句骂。我担心牛佬哥会失望，对我失望，对我们家失望，也对县城失望。

我跟他上过几回街，我们这里的街道都有各自的名字，尽管我能记住的并不多，因为没有必要。不管我们去做什么，我都会很尽地主之谊地察看牛佬哥的脸色，他精力充沛的脸蛋永远写满了全情配合，这让我安心，也有点壮志未酬的感觉。所以，待家里看电视更为自在，不好看怪电视就对了，电视的那头离我们很远很远，它听不到也不在乎我们的观感。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起看了电影频道播放的《甲午风云》。那是一个凉快的早晨，但我回想起来却感觉如同傍晚，对一个不辨西东的人，这种感受会来得更为逼真。我们交流时语调仍然不大一样，我会迁就他，又不完全迁就，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什么，更无从了解他是否明白。至少在观影的那些时刻，我们感慨良多，我们的感叹高度一致。我们沉浸在浓郁的感伤气氛中，为英勇的邓世昌和悲壮的致远舰，也为我们自己。牛佬哥第二天就要回去了，我的暑假即将结束。这种分离的感受是橘红色的，像电影画面那种陈旧的色感，也像日落黄昏，是老家特有的色调，那是一种柔软的无可奈何、温情的残酷。那年过年再回乡，我们都已经不记得起路名的事了。记得总是后来的事情，一时段有一时段需要操心的事，比如我们如何再次重新熟悉彼此。

印象中，牛佬哥向来不爱沾家，像老家当年那条黄狗，他们都在外头拥有很多自己的路数。初中毕业后，牛佬哥先去广州打工，再去县里打工，后来就到离村不远的瓷砖厂做保安。过年再回去，饭点前想要碰上他需要一定的运气——他比我一个北漂看起来还要忙碌。两年前，这家瓷砖厂征了我们家的山地，补偿了不少款，老家的亲人们更加不愁吃喝了。据说牛佬哥很快就荣任大队长了，有四五个部将供他差遣。他现在拥有标准的双下巴，头油很足，肚子鼓得肆无忌惮，不沾家毫不妨碍他贴膘。我猜他睡觉的时候肯定打响鼾，满屋满院都能听到，就像我的父亲。不管怎么说，我对似乎没有闲暇发呆的人充满了敬意，因为我常常神游，再忙也要挤出一点空档无所事事，近来还染上了瞌睡的毛病。自从结交了第二任女友，我间接而粗暴地意识到自己睡觉时也打起了鼾。人还迷迷糊糊地胡思乱想着，鼾声已至，气得人家小姑娘狠拧我的耳和唇。我发誓那时我压根没睡着，我正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发呆。但，我的体重的确在飙升，下巴骨像河床一样被脂肪漫灌，不复得见了。

我还没上高中那会儿，父亲几兄弟就当着老两口的面，商量来商量去，把家给分了。我父亲很早就掌握了话事权，过程挺顺利。老家的几位叔叔各有生计，早前便造起了各自的新宅，房子从功能上讲，比老屋来得阔气、便捷、敞亮，就是缺乏积淀。兄弟几家不说和气，绝对称得上相安无事。三个婶婶，只有在遇到我父母的时候，才会靠过来，偷偷说些妯娌间的坏话。我父母被她们默认是最高仲裁者。

老屋没人要，象征性地归了我们家。我一直觉得整个村子最讲究、最美观、最有底蕴的住宅，就是我们这栋青砖老宅。老屋的一砖一瓦，乃至一片灰尘，都带着巨大的信息量。但这话我只能搁心里，自己跟自己说。主人家散了，屋里的人气也就不在了。阿公倒一直挺在这里，搅动着这栋老屋过剩的清静。他肯定很窝火，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自己被偷偷换上一副斑驳的皮囊和满脑壳白得刺眼的头发——他倒是没有秃顶的问题。他的动静理应更大才对。现在，那一点点的搅动终究消失了，微澜归于死水。

他一手缔造的院落和一手缔造的孩子，要么肉眼可见地荒僻下去，要么纷纷离他而去。差不多那时起，他有了点返老还童的意思，胃口浅了，饭后得用手撑住下垂的老胃，不然就坠得慌，但管不住嘴，专挑香辣的吃，不爱蔬菜。除了我父亲，他见谁都要嚷几句，只是没人接他话茬，害他嚷嚷得很没劲头。三不五时，我三叔还会在电话里跟我父亲打他的小报告。他越来越不像位医生了，倒像个少年哪吒，我父亲则像李靖。阿公的确已经无力照料别人，只能尽量打理好自己。

我阿婆跟了四叔一家，住到了大街上，也就是那条“北京路”。我四叔肯动心思，在街上开过歌厅、游戏厅、移动营业厅、超市和糕点店，腰包鼓了又瘪下去，终归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阿婆跟他讨热闹去了。那回大人谈话，我从父亲嘴里听来一句，大意是阿公和阿婆关系处得不好，在他没上初中的时候，两人就分床睡了。我私下不以为意，外公外婆的关系也没多好，碰了面总骂骂咧咧。骂骂咧咧就是他们的交流方式，有时候是例行公事，有时候是真急了眼，甭管当着自家人还是外头人，他们都毫不避讳。还有，他们也分床睡，两张床隔着几道门。在我的经验里，祖辈那一代，好像都是这样的。

我阿公离去的时候，就躺在老屋自己房间的那张床榻上。床头用竹竿悬着一颗黄色的灯泡，吊在蚊帐外，开关点亮，四周还是凛然一团灰黑。我进去过，不忍多看，但竟也一直无动于衷。我不知道阿公最后走的时候，是不是孤身一人。我没问，也不打算问，似乎不言自明。一个人的告别，哪怕是解脱，总归有些寂寞吧？

阿公彻底地走了。我亲眼所见。他老实仰躺在一张篾席上，肚皮枕著祛暑防腐的冰袋。他一动不能动。这个家族里最为干瘦的男人，他辛苦赚来的米，就是滋养不起他自己。他比以往看着，都要瘦得可怕。

入殓时，遵风俗，所有亲人一律背过身去。身后，我轻盈的阿公被人抬起，安放在那口棺木中，上钉。他叮叮当当地，就此长眠。我总觉得这口棺木过于促狭，倒不担心阿公躺不利落，毕竟他瘦，我只是觉得好像有些委屈了他。我突然对铺张有了一点向往。此时，我的耳侧传来很多杂乱的哭号，无风，哭号更加鲜亮，我的周遭尽是杂乱的声响。

我们必须进入这真伪莫辨的气氛，为我们姗姗来迟的孝与爱。所有人都努着劲儿，好迎来最后的解脱。我突然很难受，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阿公过完他这不无草率的一生。但我同样知道，这件事怨不得任何人，否则谁都会觉得自己满含委屈。

在村里，我的阿公勉强够得着多子，四个男娃一个女娃，早前还夭过俩闺女。他去世前还有一个曾孙，就是牛佬哥的儿子，我的侄儿。多不多福，他自己心里有数。牛佬哥早些年跟一个其他镇上的女孩好了，他们是在广州认识的，女孩在隔壁厂做缝纫。现在，他们夫妻俩都在瓷砖厂上班。女孩五官不俗，爱把自己扮得像个大城市里的女人，跟当年尚还英俊的牛佬哥十分登对。登对的人结婚生子，合情合理，皆大欢喜。剩下的问题是，曾孙对我阿公而言，重要吗？我知道他们讲究这个，但我感觉对他而言这无关紧要了。他见识过多子带来的局面，而且因为自身糟糕的状况，他在心绪上估计管不过来，他得全力以赴对付自己。

整个辞灵仪式，我这五岁的侄儿大都在外面跟小伙伴玩耍，只在一些必要的环节，被我叔婶或是牛佬哥抓来待命，追加三两声斥骂。我一直没能在我这侄儿的脸上，觅得当年我在牛佬哥脸上发现的俊秀和清澈。这小子目光幽愤，脸肉横生，多动，见人不问好，吃饭不安生。说他能闹海我也信。

我大姑最没包袱，对着听不到的阿公撕心裂肺地哭。她的哭号让我想到在我更小时候见到的外婆面对黑棺里的曾外婆的遗体时的哀诉。那种胸腔共鸣和抑扬的节奏，与大姑几无二致。大姑也是一个抱孙子的人了，她搁浅一般，摊在地上不停地喊，阿爹啊，我从此就没了爹啊。大姑一哭，很多叔叔和婶婶，包括我母亲，也跟着红了眼。对我来说，她硬朗的哭号是最柔软的慰藉。堂屋里鼓满纸钱和香蜡青灰色的烟雾，香火不能断。我的眼睛非常酸涩，但我愿意坐在那张矮脚凳上，被浓烈的烟雾层层裹紧，泪水到底弄花了我的腮帮子。我想起阿公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那时摁着我尚未长开的肩膀，重复了两遍。你是藤州人。那时的我莫衷一是。藤州是我父亲出生长大的地方，是我的户口簿上登记在册的籍贯地，也就是阿公此刻躺下的这片土地。它真的没有什么能让我留恋的细节，但阿公的话无比正确，我是这里的人。

我是没有故乡的人，我的故乡被两个实在的支点架空了。那两个小点，在地图上看着如此之近，但四周皆山，绵延起伏，展平了，将会是相当可观的距离。而且正因为皱着长，放以前，两边更难碰头。其实一翻族谱不难发现，故乡一直在流动，像一条难有终点的河。唯有故去的人才会停止，像一朵被拍到岸上晒干的浪花。河流依旧故我，滔滔不绝。所谓寻找源头，当你抵达某个节点的时候，你将意识到，我们对遥远的起点并不如想象那般迷狂。

我没有故乡但有乡愁。乡愁确凿无疑又糊里糊涂，它是空气中的某种温度和湿度，是鸡叫和早市的喧嚣，是一种语言无法转译的词汇和语法，是带回音效果的笑声。通常它是老妪的笑，是很苦但食过甘来的苦荬菜，是九制陈皮，是溪边和肉摊上生死两界的关鸭，还有长辈操着针车给缝制的沙包，它们的终极归宿是棚顶和半空中的电线，是真真切切的某一个人，比如牛佬哥。

阿公出殡那天是个好天，天蓝得极淡，不见云影，附近的山都是小山包，蜿蜒着早前开好的泥道，近旁的草木通通撇过脑袋，像是不忍。鸟在看不见的地方叫，听起来个头不小，可能是斑鸠。我大姑的哭号在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声音传得很远，再弹回，衔来草叶、岩土和枝条的清香。在我阿公的坟头旁边，还有好多其他逝者的新坟旧茔，看着并不孤单。外面一时的热闹终归要散去，只有鸟还在叫，但依然不见踪迹。

都妥当了，去跟牛佬哥道别，无非简单几句问候。面对彼此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善言辞，改不掉的。他的衣领还是一半挺立，一半翻卷，也改不掉。从他的领口能闻到一股呛鼻的香味，应该是洗衣粉倒多了，这两天夜里雨大，没晾干。返程由我开车，开我父亲的日产SUV。在驶出那条“北京路”的时候，我发现村里最亮眼的事物，是返乡者和先富者座驾的外壳。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设计者的匠心，牢牢保障着一种坚实的审美范式，只是，谁有一份闲心去静下一颗心，来欣赏一辆汽车外来的弧线和光泽？

我还意识到，这个家恐怕是要完蛋了，准确地说，完蛋的是由我阿公一手打造的这个家。我将在一个全新的地方，重新开启一组血缘记忆。河流的一支，将出现巨大的跳跃，然后继续流淌，或者继续变换。这组记忆的源头到我父亲为止，而我成了干道。我不大敢深想，因为惰怠和某种胆怯。

回京前，我去找了那个女孩，那个行李箱里塞满石块的女孩。她有点特别，我喜欢她说话时的中气十足和适可而止，就像一块小巧但密度十足的石头。我找她的理由很简单，我说我想设计一下我的家，尽管我在北京没有家，但并不妨碍我设想。我的设想里有很多花岗岩之类的石料，甚至还有一个她。当然，这点我没告诉她。那两天，我把自己搁在广州芳村地铁站边一家国际青年旅舍里。很久没住青旅了，上回还是大二的时候。我突然渴望跟年轻人一起扎堆，看他们想方设法地作、造。我不介意跟他们共用卫浴，穿一样的橡胶拖鞋，在大厅打打美式台球，翻看过时的杂志，偷瞄几眼永不过时的女生。我突然就爱上了他们的放肆和矫情。

这家青旅距她租住的地方很近，两条街。她是佛山人，广漂。我们晚上一起在路边摊吃烧烤，还到隔壁的小摊点了一份纯牛杂、油豆腐和白萝卜。我们都爱烤生蚝，各吹了两瓶珠江啤酒。我对她的好感又增多了九又四分之三个百分点。之后，我们来到珠江边的河堤，我兴致大发地挑了一家BB枪射击气球的摊位，为她赢走了一个蜡笔小新公仔。在栏杆旁静享夜风吹的时候，我挽住了她的手，她扭捏了两下，彻底归顺于我的紧握。她的手心如同一块温暖的大理石，柔中带刚。

我的公司在北京朝阳区东大桥附近，我爱在午餐后到公司周围各处溜达。东三环北路和朝阳北路交汇的路口边上有家朝阳剧场，我经常看到外头拥挤着很多外地旅行团，团员多为长者，他们身上的气味让我感到亲昵，也让我排斥。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密密麻麻地从马路这头穿到那头，说说笑笑，操着不同的方言。我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是要进去观看表演。在我没到北京之前，我的阿公曾跟村里俩老头报了一个当地旅行团，北京七日游，往返都坐火车。他很可能也曾在这家朝阳剧场里，看了一出名为《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现代歌舞剧，演员装束浮夸，灯光妖艳。整团人挤挤挨挨过马路时，走得最温吞的无疑就是我的阿公，他落在队尾，不断被着急忙慌的司机拍着喇叭催逼。他没法还嘴，他在全力挪动。其实，他的后小半辈子都有点自顾不暇。我多希望他就是一个少年哪吒。

今年入夏，牛佬哥、嫂子、我侄儿还有二叔二婶一家也来了一趟北京。跟团，七日游，往返火车。他们没来找我，我是后头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不打招呼是对的，因为跟我说了也无济于事。北京太大，我得上班，而且我讨厌顽劣的小孩就像讨厌当年的自己，再说团有团规，我也有我的懒惰。

一日下午，因为昨晚熬夜看完西班牙德比，我没去公司，正准备起床刷牙，突然发现手机屏幕亮着一条货真价实的短信。细佬，有空回来一起饮酒。没留名，但我肯定他就是牛佬哥。赶紧回复，好的，一定。我的身子再度烫了起来，说不清为什么。

我很快就要回广州了——只要是南方，我都说回去——准确来说是下个礼拜。全身而退。那里离家近，我的家，父母的家，但让我下定决心的是，离她近。这个决定可把我的父母亲乐坏了，他们一再表示，北京太过遥远，不方便。我不明白不方便什么。还有，他们老催我多喝汤，喝汤补钙。他们催我，我反倒不爱了，除去一贯的叛逆，还因为他们的胶柱鼓瑟让我大失所望。北京哪来的正宗靓汤？眼下不劳他们操心了，不管汤里有没有大量的钙质，我都经常能喝到。老火靚汤，我其实挺好这口，点个外卖的事。

对了，我跟牛佬哥的酒约，践行的可能性陡然大增。我暗自发誓一定会回去的，一个人。契机嘛，任何一个有团聚意味的传统节日都成。几两米酒下肚，都来劲了，我就放声跟我大哥掰扯。说说吃多盐的坏处，洗衣粉倒猛了对皮肤的伤害。还有我想告诉他，我从没忘记那些走过的路，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