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溪
顾拜旦在写于1912 年的《体育颂》里,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了体育精神的一系列内涵:体育是“塑造匀称、协调、健康人体的美丽”,是“体现公平合理的正义”,是“肌肉用力敢于搏击的勇气”,是“在公正无私基础上而赢得的荣誉”……[1]。这里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通过对肌肉的训练,塑造美的身体,激发拼搏的勇气;第二,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Citius,Altius,Fortius)的过程中展现公平正义。可以说,体育精神正是体育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即通过对强健、自然的“身体之力”的追求,促进肉体与精神的和谐,彰显人性美德,最终达到“人的解放”。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健康、有力的身体”始终处于根本的位置,而对体育之美(体育精神的美学维度)、体育正义(体育精神的正义维度)等问题的判断也是据此为前提。这一点,在现代身体观、人性观的视域下,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这一似乎可以不证自明的基本前提在“后人类”视域当中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赛博格”的出现使得“身体”的概念变得含混不清。虽然模糊边界的“含混”或许正是其最大的价值,但这却使得诸多领域的基本概念需要被重新规定,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体育活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会如此这般地强调“身体”的力量与价值。当“人的身体”这个原本在体育精神中毫无疑问的概念需要被重新诠释时,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定义体育的正义与美?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有一个重要的精神价值是“使得长期分离的肌肉与精神结合”[1],这句话从侧面反映出身心关系在一段时期内的疏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