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阳,邓又溪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对于中国传媒集团的成长路径,有学者认为这是将一般国有企业改制的经验迁移到传媒业,也就是跳过企业化而由行政主导来进行集团化,完成的是对市场主体的模拟[1-2]。这一成长路径虽然保证了组建效率,但却使得传媒集团“有事业单位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事业单位的权利;它有企业的义务,却不能享受企业的权利”[3]。在有关传播资源配置的问题上,行政力量依旧发挥庇护与干预作用,传媒集团对于是独立行走参与市场竞争,还是要依靠行政庇护收取垄断租,一直存在着摇摆,甚至还一度沉迷于这种产业-事业两面沾光的行政性垄断利益格局中沾沾自喜。不过,一旦存量创新的红利被消耗完,用户的阅听习惯向互联网、新媒体等跨区域平台迁移时,即便曾引领创新的传媒集团也变身为“保守势力”,曾经获利于既有制度保护的传媒集团反而走上“跛行之路”[4-5]。当既有的创新方式不能充分获取效益时,传媒业有强化行政性垄断的势头,期望以更高程度的垄断换取市场势力的冲动一直在发挥作用。
从传媒业的实践来看,媒介融合为传媒集团创造了更多元的生产单元与创新窗口,但传统传媒集团对融合扩张的态度却显得有些暧昧。究其原因,中国的传媒集团成立之初的逻辑在于以提高区域或行业集中度的方式强化垄断租获取的可能性,而基于新传播技术的不断融合,尤其是全媒体平台技术的出现,多元化传播形态聚合的结果,使得既有区域与行业的边界被消解,为传媒行业打开了一扇通往无边界竞争市场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