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外交50年（上）

鲍安琪

“习总书记最近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平视世界。这我们太有感触了！”文物外展专家、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原副主任杨阳告诉记者。

1971年，尚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开始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此过程中成立了“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即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前身。从那时起，中国“文物外交”已走过了50年。

王立梅1972年进入故宫专为接待外宾而成立的导引组，1978年进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担任外事办公室主任多年，被同事戏称为“七朝元老”，近50年来阅尽了中国文物外事工作的风风雨雨。

王立梅说，搞文物展览就好像在导演一场戏，首先要明确主题，再确定用哪些“文物演员”来说明主题。展览要像一首交响乐，有序曲，有高潮，更要有让人回味无穷的结尾。

70年代的出土文物展

文物外交缘起于1971年7月在故宫慈宁宫举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部分出土文物展览”。展览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开幕，是周恩来打出的一张文物牌。

这年12月4日，当时的国务院图博口负责人、后被任命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来到故宫武英殿，对出国展筹备组全体工作人员作动员。

他说，外宾看了在故宫举行的出土文物展后反应很强烈。日本方面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出土文物展览去日本，周恩来没有同意，说等反华的佐藤内阁倒台后再说。法国议会代表团等也提出这样的请求，周恩来同意了，说戴高乐政府对中国很友好，文物展览我们可以去，而且要去就去真的，去复制品没什么意思。

王冶秋还说，要把展览搞好，驳斥帝国主义分子污蔑中国人破坏文物的谬论。有人提出应向外国人收门票费，王冶秋说，我们这次是“文物外交”，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收门票费。

为筹备这次展览，从全国各地调来文物精品和文博界的精兵强将。下放甘肃的“摘帽右派”、古建专家傅熹年也被借调回京协助画图。

他记得，自己花力气最大的是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外观复原渲染图。画正式的大图前，他先画了四幅小稿，分别是万里无云、蓝天白云、阴天多云和乌云密布四种不同的天气场景，让领导挑选。他担心如果把古代建筑画得太好看了，会有宣传封建的嫌疑，因此向领导建议的是“重晦”（乌云密布）那张。领导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胆子也太小了，咱们是给外国人看，当然要让他们看我们光明的、最好的一面。這样一来，最终选择了蓝天白云那一幅。

展览第一站为法国，第二站为英国，共有文物493件、复制品27件、辅助展品135件。考虑到是去西方国家展览，挑选的标准偏重于艺术性。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的金缕玉衣、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刚出土不久的“马踏飞燕”等。

外经贸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余湛以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吴庆彤对展览作了最后的审查。大家提出，要去就要准备有损失，但是要尽量让英法政府多承担安全责任。

英法两国与中国达成政府间协议后，都由民间组织出面承办，法方为法国艺术行动委员会，英方为中国展览委员会。两国都派出专家来京看展品、谈协议。

看展品时，曾任法国驻中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专家埃利塞夫对河南出土的一件商代青釉大口尊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瓷器应为瓷胎，具有一定透明度、不吸水，因此认为这不是瓷器而是陶器，中方专家宿白、史树青和耿宝昌等与之争执不下。最后还是郭沫若想出一个新的概念，说这是“原始瓷”，埃利塞夫也认可了这个说法。

1973年4月的一天，耿宝昌正在忙于文物装运工作，突然被王冶秋找去谈话，让他收拾一下，明天就随运送文物的英国专机出发，先去法国（英法两家是交叉运输的）。王冶秋还送了他四个字：人在物在。

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首站在巴黎市美术馆小宫殿开幕。就在开幕式前，代表团成员宿白突然发现，展场里及图录上的中国地图是以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的。中方立刻交涉，提出如果不撤下地图今天就不开门，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法方作出了让步。

展览持续了4个月，观众达36.5万。展览结束后，耿宝昌等3名随展组成员由法赴英，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开始了第二站展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首相希思都参观了展览。

之后展品又转道北美，赴加拿大和美国展出。在美国的展览历时8个多月，观众达180万人，是这轮展览中规模最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分为两套展品，一套赴欧美，另一套在中日恢复邦交后赴日本展出。整个展览辗转15个国家和地区，一直持续到1978年。

成立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举国体制”的文物外交模式难以为继了。

1979年，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打了一个请示报告。报告说，出国文物展观众不完全统计达八百万人次以上，在对外宣传和发展友好关系上起了积极作用，但花费也很大，筹备一次展览一般需要人民币四五万元，如要承担国际运费，则要三四十万元。报告建议，今后应以组织收费的出国文物展为主，以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为国家赚取外汇。

报告经胡耀邦批示后，国务院批复同意。“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改为“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此后机构几经变动，1992年改名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也即现名（以下简称为“交流中心”）。

杨阳和赵古山1982年、1985年分别从北大考古系毕业，来到这个“墙外开花墙外香”的单位工作。

办公地点在故宫武英殿。赵古山记得，到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拔草。砖缝里长满野草，那时单位人少，每人包一片地，下一场雨就要拔一次草，准确说是用一种小镰刀割草。“太累了，痛苦的记忆！我不去考古所就是因为蹲不下去，结果到了这还得蹲着割草，而且特别晒。”

筹办一个外展，首先要将文物从全国调运到北京。早期包装材料奇缺，文物部门经费又少，各地送文物来京时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有用棉花纸的，甚至有用卫生纸和毛巾被的。金缕玉衣拆成了好几部分，分别用毛巾被包着，工作人员有的扛身子有的扛胳膊腿儿送来。县博物馆条件更差，有的就用稻草包。

那时没有叉车等运输工具，有的大型文物装箱后重达200多公斤，只能在下面垫上钢管，滚一段，再把钢管往前移。兵马俑一匹陶马加上外箱重达600多公斤，8个人都抬不动，只能把外箱拆了，只剩一匹马再加上固定陶马的架子，400来公斤，8个人就能抬了。这个过程吃力又危险。

文物展览必须服从于外交大局。出国办展时，要向当地中国大使馆汇报工作。

1986年，杨阳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了“华夏瑰宝展”的随展工作，代表團团长是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余湛。汇报必须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进行，展览内容本身并不一定涉密，但使馆跟国内有电报往来，如果内容被窃听，电报密码就有可能遭破译。

1988年7月，赵古山第一次出国，去日本参加“敦煌·西夏王国展”。展览是日方策划的，为的是配合当时在日本热播的、根据井上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敦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一直是举办中国文物展最活跃的国家。日本的策展机制与众不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新闻机构的文化事业部。他们筹到款项后，找一家博物馆承办，找一位学者策划，找一家运输公司承运，找一个保险公司承保，然后来找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对接。

双方谈妥后，由国家文物局出具介绍信，交流中心工作人员陪同日本客户去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博物馆挑选西夏时期的文物。

那时，地方博物馆的积极性都很高，一是有预算外借展费收入（通常是与交流中心二八分账，地方占八），二是有机会派出随展人员出国。

赵古山回忆，那次去日本办展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最有钱的时候，“钱多到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展览门票为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0元，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但日本人非常踊跃，排队买票看展。

“我觉得那时候日本人的心态是俯视我们的。”赵古山说。但不能不承认，日本人做事非常认真，设备更是非常先进。那时候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之大，给他的震撼是巨大的。

他感叹，文物交流中心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中国还没有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已经率先跟国外打交道了。

那时中方不知道如何上保险，如何跟外方签协议，早期跟外方的协定都是由外方上保险，如果损坏由保险公司赔偿。中心原来与国内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点交也很简单，签个字就可以了。而与外方之间点交文物，文物的现状、有无裂纹和磨损、是否维修过等等，都要详细记录。

赵古山说，他们在办外展的过程中边干边学，学到手之后再运用于国内流程中，相当于把相关博物馆和运输部门都“培训”了一遍。然后，随着改革开放，各省都单干起来，专门的文物运输公司也成立起来。

“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些变化，我都是亲历者。”现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的赵古山笑说。

三星堆博物馆的应运而生

三星堆博物馆就是在文物外展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大赢家。

1993年春节过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殿增例行去国家文物局汇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副处长王立梅告诉他，有个事需要四川参与、支持。

当时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5个申办城市要在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举办一个文物展。中国挑选了9件文物，其中包括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

经争取，赵殿增得以作为随展组人员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也是三星堆文物第一次出国展览。文物由北京来的专门文物包装运输团队全程负责，考古所只需当面点交即可。

展览于1993年6月在瑞士洛桑新落成的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中国参展文物包括乾隆龙袍、明代皇后凤冠、中山靖王王后窦绾的金缕玉衣等，都是顶级国宝。赵殿增感叹，中国那次真是拼了。

赵殿增告诉记者，出国后人的见识真的不一样了。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奥林匹克博物馆完全是现代化博物馆，但又是开放自由的。就像卢浮宫里的雕塑一样，文物摆放在那里，没有玻璃遮挡，参观的人好像可以融进文物里。

从那之后，欧洲各国频频与中方联系，要求三星堆珍宝赴欧洲展出，三星堆名声大噪。

三星堆博物馆创始馆长肖先进对记者回忆，1990年时他任四川省广汉市文化旅游局长，为了筹建三星堆博物馆，多次去北京跑部委，争取建馆资金。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告诉他，国家文物局一年最多只能拨款10万元。而这对于建馆所需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

文物局钱少，但是张德勤思想解放。当时三星堆祭祀坑考古报告还未出，按规定文物是不可出国展览的，张德勤却破例牵线搭桥，1995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前来四川省文物局接洽。

根据协议，日方支付四川省文物局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800万元），全部用于三星堆博物馆建设。肖先进说，当时四川到处筹措资金只筹到200来万元，这笔资金给了他们很大的底气和信心。

没想到，展览前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故。日方团队来四川考古研究所给展出文物拍照，在拍摄一级文物“大玉璋”时，摄影师翻面时不慎将之摔破。

时任四川文物局局长梁旭仲告诉记者，当晚他紧急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1996年接任）汇报，初步确定索赔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0多万元）。

朝日新闻社副社长专程赶来成都。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日方赔偿3000万日元，还向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赠送了两台汽车用于野外考古。赔偿的资金全部用于三星堆博物馆建设。

时隔一天，考古所文物修复技师杨晓邬便用环氧树脂将玉璋修复了。

1998年4月至12月，“中国5000年之谜——神奇的面具王国”巡回展览先后在东京、京都、广岛和福冈开幕。这是三星堆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展览，展出了200余件文物，包括2号神树、大立人、金杖、金面具等。观众达32万余人，平成天皇夫妇也参观了展览。

这期间，梁旭仲等慕名前往京都的文物保护研究所考察，后与之签订了合作协议。

他说，文物外展给了文博从业者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过去文物展览只有“死”文物，到国外发现几乎每个博物馆都卖文创产品，以挖掘文物的附加值。从那以后，四川省博物馆就有以三星堆文物为主题的“摇钱树”摆件售卖了，算是最早的文创产品。

此外，随展人员每天除吃住行之外还有50美元补贴，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收入了。20世纪90年代实行房改，买一套福利房需要几千块钱，很多人拿不出来，出去一个月这钱就有了。

1999年3月，三星堆文物又赴台湾展出。展览以“三星堆传奇——华夏古文明的探索”为主题，这是祖国大陆文物首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

连战、马英九、许倬云等出席了开幕式。按照规定，有台湾官员出席的场合大陆人员需要回避，因此后来想找开幕式的照片，一时竟没能找到。

梁旭仲说，这次展览客观上宣传了“一国两制”。以前的外宣可能比较生硬，但是文物不同，它生动、具体，容易打动观众，能拉近两岸的距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也说：“想不到这次文物大展，为台湾大众带来如此豐厚的文化餐宴。”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6期。作者为该刊记者。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