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雅”标准下学术专著的汉译研究——以《菊与刀》为例

罗彩虹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20）

《菊与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奉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民族性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为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提供政策依据，是典型的学术专著。学术专著对于理解特定领域不可替代。学术专著的专业性和学术深度使之区别于普通读物，翻译时既要保留原著的学术价值，又要考虑译语读者的阅读感受。然而，目前翻译界对于学术专著的汉译研究较少。

在中国翻译漫长发展史中，众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翻译标准。但无论这些标准的形式如何丰富多变，其实质内容都跳不出严复在其译著《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三字。刘期家认为，严复的成就“不仅在于他提出了深刻影响中国翻译事业的‘信达雅’标准，还在于他的理论本身引起了几代译学家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1]。自从严复提出“信达雅”标准后，争论之声便从未停止，如：“雅”字标准，很多学者将其狭隘地理解成“古雅”和“修饰”。然而，严复提出的“雅”是指用精美的词句翻译文章，以“行远”。[2]20本文中“信达雅”的具体内涵借鉴了翻译家周煦良的解读，即信就是忠实于原文的意义；达就是使译文能让人看得懂；雅就是和原文的内容及体裁相称，要得体。[2]22

一、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

严复在其译著《天演论》“译例言”中说道：“译事三难：信达雅。”该标准给中国翻译史带来了巨大影响。很多学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