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阳,张等文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数百万名村干部奋战在扶贫一线,并构成“双轨并行”的协同治理主体。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促进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行动与社会需求匹配的精准性[1]。驻村干部和村两委达成协同治理有两种取向上的尝试:一种是强调村两委的引领性,在这一政策框架下部分弱化、虚化、边缘化的村两委纷纷以“一肩挑”等策略深植乡村社会;另一种是积极引入外部力量,借助驻村干部代理等形式,力图弥补基层组织的角色功能不足,进而重新激活乡村自治力量。但随着城乡关系逐步向还权赋能型转变,承接越来越多下沉政策资源的乡村社会,如何有效规避“精英俘获”现象并实现前述两种取向上的兼容并蓄,成为乡村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难题。该背景下,如何以村庄为基本范畴将存在实践张力的驻村干部与村两委纳入协同治理的生产体系?如何在驻村干部与村两委之间营造主体间协同治理生态?以上均是乡村治理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亦是本文的问题意识所在。鉴于此,为兼顾相容性和排他性的集体利益以及达成一致性的集体行动,本文从驻村干部与村两委协同治理视角切入,通过搭建“双轨并行”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析“双轨并行”主体协同治理的运行机理,并对其治理效能展开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