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夷夏之辨”的两种主体批判
——以其对许衡的评论为中心

古宏韬

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的民族思想，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当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观念形成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较早关注王夫之民族思想的近代学者，注意点还在古典的华夷矛盾上，他们将其作为克服清朝统治影响的思想资源。［1］可以参考：嵇文甫的《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时代中国》1943年第4期），刘国刚的《船山〈黄书〉的民族思想》（《周行（长沙）》1936年第1期），张永明的《关于王船山民族思想之一斑》（《时事半月刊》1940年第20期）等文。随着材料和认识的积累，研究者们在单纯的批评之外，看到了王夫之民族理论的一部分客观历史价值。如萧公权、萧萐父说其强调华夷的差别，主要是因地域不同导致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并总结出历史发展由野蛮而趋于文明的大方向；冯天瑜指出王夫之看到中华和夷狄此退彼进、文化中心迁移的事实，由此认识到文化中心并非永恒不变。［1］可以参考：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九卷《王夫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萧萐父、许苏民的《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冯天瑜的《王夫之创见三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现代对王夫之民族思想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并提炼转化为政治思想，成果比较丰富。［2］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水原重光的《王夫之的民族思想》（船山学社，1982年），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五章《王夫之的社会进化论》（东方出版社，2008年），余明光的《论王夫之的民族思想》（《中国史论集：中》，湘潭……